回到明朝当太后(1015)

因为帝后的喜爱，天文学进步神速，一大批著述相继出版，其中包括《天体运行论》，它的作者哥白尼也来到了明朝。

英诺森八世之后，史上最具争议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当选。他也不仅生活奢靡、任人唯亲；而且野心勃勃、残忍冷酷。他颁布圣谕，禁止印行未经教会审查的书籍，可疑的书籍一律焚毁。

就在弘治三十年，40岁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并在两年后开始撰写《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设》，历史上因为教皇的圣谕，迟疑近四十年，直到临终时才出版；但这回听说遥远的中国太后相信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几经考虑，在商人们的劝告下，终于来到了中国。

在这本书中，哥白尼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地圆说和日心说，而且画出了恒星表、介绍地球的绕轴运行和周年运行，同时大篇幅论述了月球，特别是月食。不仅佐证了当年汪舜华的假设，而且和王慧兰的《月食解》暗合，因此受到帝后的重视，也引发学界关注。

但这书带来的更大的影响，是促使明朝士人开始系统研究“道”。汪太后在《清宁絮语》中论述了几大哲学观点，最浓墨重彩的就是认识论。她一再强调：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个“道”，不是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也不是什么王道、霸道，而是——规律。

日月之行，都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是这样？天文学如此，其他的科学何尝不是如此？万有引力的常数是多少？能不能克服？洋流潮汐风雨是怎么形成的？大陆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该如何因地制宜？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掌握规律，才能让它为人所用；否则即便有了发现发明，也不过吉光片羽，转瞬即逝。

建极奖设立这么些年来，文学方面虽然争议不少，但到底名家迭出，但是其他的方面，只能说差强人意，如今这个局面总算有所改观，一批中外优秀学者相继获奖。

绍治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盛，文化昌明，科技突破，堪称古典时代文治造极之世。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行商坐贾、墨客文人汇聚北京；四海列国的英才贤士也纷至沓来，他们或者仰慕明朝富庶，或者要逃避教廷责难，万里迢迢到明朝求取前程。他们其中一部分凭借才学进入科学院，或者供职乐府、文林馆，或者到四译馆做翻译。

考虑到涌入的欧洲人实在太多，显宗同意在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泉州等地修建教堂，当然老规矩，不许出门传教；中国人进教堂也要盯紧点，没事看个虚热闹没什么，别真被洋和尚们骗去受洗，那就是自绝于家邦！

——洋和尚们不但经常和士大夫和尚道士论辩，甚至自己也争执不休，隔三差五就在科学院外的论道论坛上争争吵吵，有要改革的、要遵守祖制的，随他们去，只要不动手。

显宗放下四译馆刚刚献上来的《乌托邦》，听说是英格兰大理寺卿用拉丁文写的，去年被商人漂洋过海的带来。

他笑着摇摇头，对建极殿大学士杨廷和说：“让他们刻吧，不过是司马相如陶渊明之流无稽的想象而已。”

杨廷和笑道：“圣上所言极是，臣也觉得他是读孔夫子的《礼运大同篇》痴了，或是念佛家的‘众生平等’呆了，只能当个笑话听；别的不论，每天只做功三个时辰，只怕都饿死了。”

显宗笑道：“书生之言，如果真能令行禁止，井田制里甲制就不会崩坏了。”

杨廷和说着近年教廷到处兜售赎罪券，都卖到天朝来了。

显宗道：“当年姑姑在景泰省，可是自己掏钱在恒河边操办水陆大会，为亡者超度，生者祈福。这个教宗倒是掉进钱眼里了。”

杨廷和道：“正所谓‘佛争一炉香’嘛，说了那么多，还不是为了香火钱。”

显宗道：“既如此，若只在教堂里卖，便由他们去；只是该纳的银子不能少。”

杨廷和称是，一边说起有许多反对赎罪券被逐出教廷又被商人带回国的，据说其中还有不少名望之士。

显宗道：“限山隔海的，难辨真假，还照惯例，有著作的送去四译馆，没有的去参加各馆的考教，官话还没学会的，就先去教堂把官话学会了再来。”

杨廷和称是。

当然不是没有遗憾，就是在武功方面实在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一败涂地。

弘治以来，朝廷鼓励商人向西发展，相继册封了众多的宣慰使，光是贡赋一项，每年就接近十万两；此外，宣慰使们回京朝觐置办衣服行头，沿途食宿，更是耗费惊人。即便如此，非洲东西海岸也遍布着宣慰使，至于有多少是空壳的，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