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1024)

此时太上皇刚刚崩逝，穆宗又遣王世贞出访，扬言全面禁止传教。

格列高利十三世不得已，做出妥协，派遣传教士乐嘉提出八条宽恕条约，被称为“乐嘉八条”，包括准许供奉祖宗牌位，但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准许祭祖，但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但孔子牌位不能书写“灵位”等等。

使者回到中国，穆宗已经崩逝，成宗刚刚登基，十三岁的孩子自然不能做主。建极殿大学士高拱是个虔诚的儒家子弟，早就看这些洋和尚不顺眼，儒释道三家也一拥而上，进行深刻揭批，得出结论：“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偏偏格列高利十三世自己也反悔，认为这八条与教义不合。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张居正，他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西洋人所可妄论。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他倒是没有下令全面禁止传教士的活动，而是针锋相对的提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天朝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你可以留下，但必须守我的规矩，否则滚蛋，别废话。

我们要拒绝他们的歪理邪说，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的金子。

至于学校、医院这些，好像不是洋和尚办的，把它们关了，是不是所有的洋鬼子都要滚蛋？

西方人也不全是信仰耶稣的，其中还有不少出色的工匠和学者；只要不乱中国的规矩法度，朝廷能忍，反正也不多一样。

第429章 尾声（七）（正文完）

然后是景宗常潮的元亨二十七年。天越来越冷，气温剧降，广东都开始下大雪，北方更是干旱，粮食大量减产，铁路还在修，难度太大，慢慢来；但是这汽车也不错，虽然头还是大，经常罢工，但是用途也广，不仅能拉人，还能拉货，如果能够把前面装铲斗，就能挖坑；装上圆筒，就能平地——那就用不着许多工人不分昼夜的赶工期了。朝廷要不要找人继续研究、大力生产，顺便把路也修一下？

常潮应该是皇帝中的奇葩——对科学技术异乎寻常的感兴趣。他原来是庶三子，嫡长兄常治，幼年夭折；次兄常瀛，患病身亡；这才轮到他上位。

显宗只是公务之余、退休之后研究这些，他是把科研当成主业、把皇帝当成副业，把研究室当成办公室，把宝座当成沙发，整天召集郑亲王载堉和科学院的学者工匠研究，甚至不顾反对招徕了很多西方人，允许刚刚才大闹一通的传教士留在北京。还别说，还真有很多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弄成了，包括当年达芬奇留下的文稿设计图纸，很多成为现实；尤其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载堉是当时守屈一指的全能科学家，继达芬奇之后最杰出的通才。因为始祖瞻埈不是仁宗嫡子，弘治以后必须降等袭爵，到他这一代虽然通过考封，却只袭得镇国将军；因为在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文学、农学、物理、化学、音乐、舞蹈、机械制造等各方面都有惊人的建树，受到景宗的信赖，破格晋封郑亲王。

随着日心说在欧洲影响的不断增大，引发了教廷的恐慌。格列高利十三世见明朝不肯让步，甚至驱逐了传教士，针锋相对的宣布不许传教士前往中国；不久乌尔班八世接任，下旨对异端著述进行禁毁，大批学者被迫流亡中国，其中不乏顶级的学者。

成宗皇帝对他们不甚感兴趣，但是要修铁路，这些洋人说不准有什么好办法，因此按部就班的考教授官罢了；但是常潮在藩邸时，和他们接触，大有相见恨晚、茅塞顿开之感，因此继位之后，授了院士，朝夕和他们研究讨论。

另外一个科学家宋应星，此时也已经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熟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而且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方面成就惊人；尤其是认真研究了金、银、铜、锡、铅和锌等多种有色金属的化学性质，比较它们的活泼程度，开始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分离或检验有关金属，并在对金银分离和硫化汞的制取中，发现在孤立的物质运动中，不论发生何种变化或过程，物质总质始终保持不变，从而提前一百多年提出质量守恒定律，开创了物理学研究的新时代。

常潮的天分和苦干比不上载堉和宋应星，但也性格聪明，悟性惊人；而且身为皇帝，有领导之功；除非成果早已刊行，否则著书立说的时候也就往往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功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