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244)

汪舜华道：“并非我贪图权势，只是国家如今内忧外患，而皇帝年幼，若无主事，只怕主幼国疑。即便下面没有黄袍加身的想法，将来皇帝长大，也难免受制于人。”

太皇太后想了想，这些日子朝廷里还真是不消停，她是读书识字的，知道典故，吕后武媚娘有名，隋文帝宋太祖名气也不小，于是退了一步：“也罢，那我和你一起听政。”

汪舜华答应，派人把奏疏往她宫里送去。

新陈代谢之际，国事纷纭，里里外外都是事；太皇太后看了，实在觉得脑仁疼，勉强照着太监的票拟批阅了，汪舜华还鸡蛋里挑骨头，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振振有词的，实在说不过，看周围前后左右都是汪舜华的人，她也就放弃了。

这种富贵已极无忧无虑的生活挺好，汪舜华爱操心，就让她操心去吧；反正吴家的亲戚的官品又都提升了，和当年孙皇后一家的待遇相同。就算是自己临朝听政，也就只能这个样子了；再往上，群臣该不答应了。

因此，听了汪舜华的奏议，她开头不同意，禁不住她好说歹说，似乎全天下的道理都在她手里，也就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

太皇太后反对其实没啥，最多婆媳俩在自家屋里嘀咕几句；现在外头众议汹汹，太皇太后还真不会跑到大殿里公开反对。

此前胡濙上书，要求太后仿照诚孝皇后的典故，恪守祖宗妇人不得干政之法，将一切不急的事务全部废止，时时勉励皇帝向前人学习，并委任得力的辅佐大臣。

胡濙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内阁六位学士联名上书，认为太后应该遵守祖宗旧制，委任大臣。

为首的名字，正是于谦。

汪舜华听着内宦们的报告，当时几位学士到于谦府商量，王文当先发难：“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妇人掌权，颠倒阴阳，必成国家之患。——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先帝养虎兕于肘腋间！”

陈循赞成他的提议：“后汉之时，因皇帝年幼，皆由太后引父兄参政，谓之辅政。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众。朝廷于万千人中精挑细选才智之士，优秀人才尚且可遇不可求，怎么能寄希望于深宫妇女？况且以男子的智慧，尚且不能永保公正，长思利害，而往往耽于享乐，溺爱后宠；何况以妇人之见，而希望她遵循正路，谦虚节俭，深图远虑，为国家谋划，岂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强人所难？”

老冤家高谷同样忧心忡忡：“天子年幼，不得自主；汪太后素有贤名，然而窥探神器之心，路人皆知。若是由她秉政，只恐将来天下但知有太后，而不知有朝廷；待其羽翼丰满，则非我等所能抑制。届时，只怕朱家天下不知谁属；果若如此，我等有何脸面面对先帝？”彭时叹道：“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先帝顾念汪后夫妻情谊，故不忍行汉武之谋；只怕养虎遗患，日后辜恩。”

萧镃则吟诵起了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胡濙也表态：“威柄不宜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国朝，倾危之祸，靡不由之。当年吕后秉政，统嗣几移；武周篡唐，庙不血食。故虽有母子之亲，而无周公之德，不得行其势也。”

薛瑄则问：“剃发易服，人心沦丧，是亡天下；易姓改号，舆图换稿，亦是亡国。亡天下不可，亡国可乎？保天下者，匹夫之贱、闺阁之弱，亦有责焉；保国者，其君其臣乎？”

都是汪舜华的话，如今倒了个个儿。

商辂看着于谦，意味深长：“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公之言，不刊之论也。当年王莽王安石何尝不是贤名远播？可惜一旦当国，就成祸乱之源；汪皇后虽然贤名素著，然而并非循规蹈矩、安分守常之人。她若果真掌权，是圣是魔，未可轻论。于公，当真要冒这样大的风险，只因为相信汪后的贤德睿智？——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呐！”

于谦没有说话，但终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汪舜华毫不畏惧，因为她有金字招牌——先帝遗诏。

先帝临终前，将年幼的皇帝托付给她，垂帘听政，本就是先帝的意思，不服气的，找先帝说理去。

后面一句掐了不说，汪舜华的词句已经很是尖锐：“如今先帝尸骨未寒，群臣就要这样上奏，莫不是看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