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403)

他说科举有问题，比其他人说有力度一万倍。

商辂在历史上以守成著称，在改革创新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建树，但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此，不能说他自己真的没想法。

事实上，商辂的三元之路并不顺畅，他在宣德十年考中乡试后，连续三次落榜，直到正统十年才在会试、殿试中一举夺魁。对于科考的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感受。

这些年朝廷提倡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当然，站在他背后的官员还有不少，包括知名学者曾彦等人，都是多次落第。当然这人历史上后来考中了状元。

去年疾风暴雨的改革，让商辂看到了汪舜华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汪舜华的施政宣言，即便不能全部做到，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还是不错的。

于是他上书指出，目前科举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文风过于浮华、考官录文不实、所选考官不行。

考官的问题，就是除了两京主考用翰林官，十三省乡试考官都是本省自行安排。此前是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不再用耆儒，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由于是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自然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意见纷然。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商辂详细介绍了来龙去脉，语气不无悲愤：“关节已经事先打好，能录取的多是权贵子弟。科考不公之弊，莫甚于斯。”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汪舜华想到当年王文等人因为子弟没有考中就弹劾考官，简直乱来。

有鉴于此，商辂提出，有必要进行改革。首先是文风问题：“凡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

汪舜华点头：“说得很好。”

商辂接着提出：“以后可派京官参与乡试，打破地方科举垄断，真正为国选材。”

汪舜华也同意了，以前正副主考由翰林官充任，同考官由礼部、詹事府等部门派官，其他的提调、监试、供给等官仍由地方官员充任。

此外，为了避免科举一家独大，彭时等建议恢复三途并举。

汪舜华拒绝了，三途并举就是科举、监生和举荐三途并重，前面两个都还好，监生好歹学校出来的，只要不是买的资格，多少还是有点学识的，尤其这两年太学生到处办差，很该给其中办得好的一个前程，其他人才有办事的动力；举荐这个实在太坑，虽然说现在会举荐很多知名人士，但一旦作为重要手段，走终南捷径炒作包装自己都是轻的，更严重的是攀附朝臣和地方官，求得保荐的资格，这个举孝廉有什么区别？到时候滋养一批学阀、门阀，必然贻害无穷。

彭时不说话了。

汪舜华强调：“自今以后，凡授官爵，必须通过考试，太学生也不例外。”

定向招考也是要招考的，真以为国家名爵是儿戏吗？

必须见到真本事，别在考卷之外的地方用功夫。

年富加了一句：“太学生们长期在国子监进学，不能为国家效力，实在是朝廷的损失。宜令太学生早日参加吏部铨选。”

汪舜华一怔，旋即了悟，笑道：“好。自今以后，每届科考取士一百；太学生年满三十五岁，尚未中第者，必须离监。通过吏部铨选在地方任满，可以视同进士提拔使用。”

进士太贵，一旦考中就要免十五顷田赋，仅此一项，每人每年朝廷就要损失一百二十两，自然要省着用。

但是太学生不同。国子监虽号称国家最高学府，但太学生的地位却并不高。来源主要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的生员，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称“五贡”。其中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须参加乡试。惟一的照顾便是无论籍贯何地，都可以在顺天府参加；当然按照惯例，会试落榜的举人，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但如果不再考取功名，只以监生身份入仕，一般只能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俸薄，权轻利小。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

国朝初年，因为人才实在太少，太学生一度得到重用，这些年因为科举的顺利举行，大批进士入仕，挤占了监生的空间，自然学习的积极性又下来；历史上景泰年间，开生员纳粟纳马入监之例后，捐监之风大开，监生以钱铺路，良莠不齐，益为世人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