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449)

朝廷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尤其是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才能真正有效的治理这个国家。

接着得到了广东方面的紧急消息：五月以来，广州等府、东莞等县暴雨成灾，即刻派人赈恤，并视情况减免赋税。

汪舜华搁下笔，眺望远方，现在真正能够牵扯她、牵扯朝野上下目光的，其实是全国的土地清理，尤其是南直隶、浙江二省。

从去年二月起，全国开始全面进行土地和人口清理。有了北直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废除贱民和衙役入编两项巨大的红利，加上田税的大幅削减，普通百姓自然翘首以盼；甚至各级衙门的官员和衙役也是朝夕盼望。

然而，各省改革的阻力之大、推动之难，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原因很简单：北直隶的阻力主要来自权贵和世家。宗室早在建极三年被修理了，余下的都很老实，至少不敢明着来。弘治时期周太后家人和张皇后家人为了争地大打出手，闹到御前的丑闻到现在真没有，汪太后连亲爹都不认，何况其他什么皇亲国戚，去了就是送人头的；余下的就是诸如孔家一样的吉祥物，当然还有朝廷里的勋贵，但是他们亲眼见识了汪太后的手段，自然不敢硬抗，所以推进很顺利。

孔家消停了，北方却没有完全清净。长芦、河东和山东的盐商们跟着就武装抗拒——盐商们本来被清理过，但是现在不让用宝钞纳税，都是实打实的金银粮食，怎么舍得，因此各种偷税漏税，甚至煽动盐贩子闹事，或者和私盐贩子勾结共同作乱。

朝廷早就预料到了，毕竟说是清理土地人口，其实也是各方面的全面督查——招抚流民，查处贪腐，打击私盐等等。北方不产茶，但是盐和煤这一黑一白是必须重点认真清理的。因此，除了地方有勋贵和重臣坐镇，各盐场也派了相当重要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从边地抽调的将领，带着军队的精英和军校的学生，同时命各省都司严阵以待，这也是当年查盐的办法。

但朝廷严查盐商，盐税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很简单：私盐泛滥。

可以想见，这股风气不刹住，以后会更加猖獗。

汪舜华很清楚，私盐泛滥说到底是有利可图，确切的说是一本万利——盐这种东西不是粮食，天然生成的，储量巨大，本来价值很低，但因为是生活必需品，国家垄断，所以价格很高。

这之间的巨大差距只让引诱一代又一代的不法分子不顾禁令，参与走私。历史上有名的造反派黄巢就是贩卖私盐起家，太祖皇帝的军费也大多由私盐贩子提供，他的死对头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元末农民起义，竟然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正统以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愈演愈烈。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多，结构不断复杂，活动的地域也越来越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而且相当多的属于有组织的武装分子。

按照盐法，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这意味着全国每年产盐2亿斤，按照每引得银2两2钱2分，每年应得白银1328万两！但实际上，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80万两。

一斤盐，官府只抽税不到2文钱，实际售价可是300文一斤！——宋朝收30文，清朝收2文。也就难怪明朝末年扬州盐商和山西晋商富甲天下，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简直就是躺着数银子！

盐税这样重要，汪舜华下定了决心，必须要不惜代价料理清楚。这个决定，得到了以于谦为首的内阁的赞成。

财政来源就那几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盐税流失这么严重，傻子都知道。现在虽然田赋增加了，但是人丁税和其他杂税还有徭役都没了，还新增几十万衙役要供养，都要钱。那就得想办法找钱，不在盐税上想办法能怎么办？

但是严打偷税漏税，是远远不够的；废止宝钞纳税，也是不够的；必须严打私盐。但是有需求就会有市场，盐价那么高，百姓吃不起，只能买私盐。

汪舜华冷笑：“朝廷每斤盐不到2文，你们卖出去，竟要300文，果真做的好生意！我怎么做这太后呢，我应该去贩盐，那时候还愁没银子使？”

建极三年三月，正式定天下盐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每斤盐不得高过100文，京师、南京、山东、山西、河南地区，不得高过20文，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不得高过80文。

盐商们自然是不干的，只是北直隶坐镇的都是精兵强将，当年又在查盐，盐商一波一波的被拿下，这里又有长芦盐场和河东盐场两大产地，运输方便，成本也低，不愁供给，因此北直隶的改制还算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