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599)

于是命徐埕为河道总督，总领京城河道治理。

徐埕率领学生们和五万工匠，用了五年时间，干了几件大事。

一是修浚通惠河。

北京作为北方重镇，尤其成为首都之后，航运就成重要的着力点；京杭大运河建成后，如何确保航道畅通，则是历代官府的必修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解决了大运河的最后结症，使货船可以直接运到大都城里的积水潭。

明初，徐达修建北京城时，北京城的南城墙向南移。因为通惠河与积水潭的联系被切断，积水潭也与京杭大运河失去了关系。如今很多大宗货物，一般都到通州便弃舟，改用马车运进朝阳门，极大了增加了运力成本。

对此，历朝都想过疏通，直到嘉靖七年，在巡仓御史吴仲的主持下，才又真正疏通通惠河。

徐埕的想法和吴仲不谋而合，就是按照郭守敬的遗迹进行疏通，再次引水入北京城。

汪舜华同意了这个方案，郭守敬在历史课本上是大书特书的一笔，跟着他走没错！——何况徐埕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徐埕按照元人故迹，以凿以疏，从昌平县的白浮村神仙泉引水，向西流再折向南，一路上汇集了一亩、榆河、玉泉等众泉，再截取沙河、清河的上游，共流入瓮山泊；再经长河（高梁河）流入西直门的水关到积水潭；从积水潭东的万宁桥（步粮桥、后门桥）经皇城的东墙外流过沙滩、北河沿、南河沿，经御河桥南，出丽正门东水关，再转向东南流入文明门外的金闸河；再从金闸河往东20里流到通州区张家湾西的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里，为节约水量保障漕运，对原有的闸坝进行改造，只保留五闸二坝；同时，漕粮运输实行剥船，船只不再过闸，由人工从闸下搬运粮食到闸上游停泊的船上，以适应在水少的情况下仍可保持通航。

这项工程历时八个月，第二年春三月竣工投入使用，当年就运粮800万石，省脚价银80万两，朝野官商一致赞扬。时值会试，天下士子云集京师，纷纷作诗称颂。

这项工程施工上最大的难点，是瓮山泊。

瓮山泊就是后代常说的昆明湖，在明朝是一处绝佳的风景胜地。湖中多植荷花，周围水田种植稻谷，湖旁又有寺院、亭台之胜，酷似江南风景。要防洪蓄水，瓮山泊必须彻底整治，不仅要退耕还湖，附近的民居以及公共设施都要拆迁；汪舜华批准，招募20万民夫，利用中秋后三个月时间，疏浚河道，凿深湖床，拓展水域，达到原有面积的五倍。

同时进行的，就是什刹海退耕还湖和疏通工程。

什刹海与太液池水域一脉相连，是北京重要的蓄水地。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又称积水潭）三个水域及临近地区，与前三海相呼应，俗称后三海，有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之美。

元朝曾依托这一片水域在东岸确定了都城建设的中轴线，什刹海始成为元明清三代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但到了明朝，什刹海水面稻田增加而湖面锐减。

汪舜华当然重视农业，但是土地再紧张，不能打什刹海这一片地方的主意，否则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把北京城淹了，损失的那就不只是几千石稻米；更何况，在什刹海圈地的，不可能是普通农民，重点也不是种稻，而是权贵们贪恋这里的好风景，抢占河道，修建园榭。

于是降旨，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同时，将河道狭窄处的居民拆迁，拓宽河道，让什刹海真正成为一片完整、宽阔的水域。

这自然要得罪很多人，也不是徐埕一人能够解决的，汪舜华让右都御史钟同协助他，有敢挑事的，一律拿下；当然，该给的补偿还是要给的——尤其日中坊拆了一大片，都要给安置费。

这项工程持续直到建极十三年春全部完工。

重点是永定河的治理。这条河洪枯变化大，河水含沙量大，下游河身多淤善徙，俗称小黄河，是北京防洪的重点。金代开始修筑堤防，元代建大都新城，向东北方向迁移，可避开一般洪水。现在修筑外城，必须加固堤防，否则一旦决堤，死伤将相当惨重。

徐埕拿着蒯祥的外城设计图纸，经过实地考察，设定了永定河在北京地区的河道，左岸石景山以下大堤成为防洪的重要屏障。这项工程更多借助自然之功，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

地下管网工程同样十分重要。

北京城地理位置优越，不但可以从西北和西南2个方向供水，而且可以向东、南、北3个方向排水，可避免永定河水泛溢直接冲入内城。明代排水系统逐渐完善，内城一级排水干沟有玉河、泡子河、大明濠（沟沿）、东沟等汇人前三门护城河，东出通惠河；外城有三里河、旧沟、郊坛后河等。二级排沟分布在各大街两侧，一般宽3尺、深8尺，三级小沟在偏街小巷分布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