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650)

丘浚立刻点头：“这是正经大事。当年顺天府等地灾情严重，有小报未经授权，就刊登朝廷今年进口粮食多少，有多少人吃救济，什么意思？是想让朝廷难堪吗？果然有人趁机大放厥词；还刊登粮食拨给，有心人立刻判断出朝廷要对北方用兵！亏的是自己人，议论一阵倒也罢了，如果是北方间谍，岂不是贻误军情！”

商辂也赞成：“这件事，必须及时制止。”

既然都觉得不对，那就想办法。

明朝有官方邸报，专供官员和贵族阅读，这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民间小报。曾经整治过几次，但很快死灰复燃；公然售卖的民报能管，但是私下传抄的怎么管？偏偏改革时期政策很多，大家都希望早点得到消息，可是苦于没有渠道，于是一些不差钱的富户们就结交官员，希望能获的邸报，然后层层下传转抄，其实这也没什么；关键反对势力过于强大，希望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联合所有的士人乃至百姓来围攻朝廷的政策，这就不可原谅了；更有甚者，一些小报为了发行量，竟然刊登朝廷军粮去向，让君臣大为火光。

他们没想到，百多年后，万历时期的民报极为猖獗，后金就是靠着民报提供的消息，提前知道明军的动向，从而打败了明朝。

首先，不管你是要刻小黄书当避火图，还是要刻四书五经光大圣人学说，必须要经过官府准许。诲淫诲盗单独列一类，只准摆地摊，当然煽动反抗朝廷的，不许刊刻！其他的经史子集分类刊刻就行，当然刊刻以前，你们要仔细审，否则以后发现问题，就要负责任——现在交通不方便，要是一个个的提前审了才给书号，确实有点不现实。

其次，民报要建立准入机制。以前民报只能照搬照抄邸报，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商人在做；以后不行。你们自己互相传抄没被发现就算了，但是要拿出来卖，就必须办报纸。办报纸的人，不需要你有功名，毕竟大隐隐于市，万一你比范蠡还厉害只是不想考科举，朝廷也拿你没办法；但必须家世清白，记录在案，还要有人作保，一个进士或者三个举人来签字证明你这人不是违法乱纪之徒，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大家都跑不掉。

第三，民报的内容要规范。以前民报只是转载邸报的内容，不能自己编写新闻及评论；只是有些奸商买通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以后你们时政新闻，还是只准抄邸报，但是可以配发评论，也允许你们自己采写新闻，但是不许胡编乱造、妖言惑众。

——主要是给了一棍子，必须给点甜头，理解一下。

汪舜华预感到，有人会在报纸上大做文章，搞点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学之类的事，但是没办法，不让人公开说，人家私底下也会说；说得多了，朝野都信了，反而官方消息没人理会了。

没办法，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路边社的消息，而不是新华社的公告。

摆到台面上也好，你敢公开作妖，我就敢灭了你！扣帽子谁不会？

书坊参照民报。官刻的一般是圣贤经典、历书或者皇帝要求编撰的什么书，肯定不会有什么犯忌讳的。但是民间书坊就不一样。

你们只是相互传抄的，只要不犯律法，朝廷也不管，但是要摆在书铺里售卖，甚至想跻身朝廷的图书馆、藏书楼，或者要出口，就必须有书坊。老板也要有资质，跟民报的老板一样的要求；当然你财大气粗，一边办报纸、一边刻书，那是你的本事。

同时颁布了一批妖书名录，包括《开天揭地搜神记经》《推背书》等80余种。翰林院学士杨守陈深感责任重大，多次和属下以及礼部、詹事府等部官员商量，终于拿出了办法。

《永乐大典》原书共22133卷、目录20卷，分装成11018册，约3亿3千万字，一期计划抄录十部。

首先是开大典馆。从太学生、落第举人和宗室中选择书手三千人，分五组同时著录，每组六百人。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0万字；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写1万字。由此，每组每天可抄写20万字，理论上三年半就可以抄录完成。

杨守陈提出：“为保证书籍质量，应进行证校订。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

汪舜华想了想，到底摇头：“原文照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