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702)

但社学毕竟是启蒙教育，师资力量有限；估计少数天才脱颖而出可以，但更多的普通人，估计也只能摆脱睁眼瞎的地步。

还是要放宽私人办学门槛。

明代是私人办学最为兴盛的年代，共有书院1962所，超过唐宋所有书院的总和的两倍。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结成诸多学派，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也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书院也因此具有了平民化特色；他们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政治性的倾向。

但这种局面是在正德以后，确切的说，是王守仁创立的心学，为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

明朝开国以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太祖设立太学，只准儒生学习五经及孔孟之书，讲学则专讲程朱理学。太宗又命令儒臣编辑《性理大全》，此外，还敕撰《四书大全》，规定科场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朱熹的传注为准则，否则便被视为离经叛道。

因此，此前虽然也有薛瑄、吴与弼等一批学者讲学，但书院发展处于低潮期。

汪舜华注意到这个问题，她想突破四书五经的藩篱，然而又不能不想到东林书院，只得暂时做罢。

然而，如今该正面这个问题了。

四月初三，正式下旨：放宽有关私人办学的限制。凡举人身份以上，向官府报备之后，可以办学；教学内容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凡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可以，但要围绕立德树人开展，引导学生修身养性齐家、忠君报国。不管你是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还是重视学术交流、喜欢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都必须严格遵守朝廷律令，不得传播邪说，蛊惑人心。

这当然遭到了朝臣的一致反对，认为这将蛊惑人心，流毒无穷；汪舜华笑道：“堵不如疏，只要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变，其他的不过是边角料而已；难道这么点杂音，我们都容不下吗？”

流毒无穷的是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但你还不能马上取消！

与此同时，四译馆一分为二，一为方言研究馆，也就是把包括朝鲜在内的新领土的语言作为方言，尽快进行翻译处理；二为翻译馆，负责外国语言的研究翻译。

但如果仅只如此，仍然是不够的。

汪舜华想到成都武侯祠那副对联。

攻以战，服以德，但这个德，不是那么好服的；否则也就不会有“畏威而不怀德”的感叹。

因此，度要把握，要镇压，也要拉拢，还要树立法治的权威；此外，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同化，这在朝鲜几乎没有遭遇太大的阻力，毕竟本身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成员，又是属国，来往密切，只是因为资源匮乏所以很有地区特色而已；当两班贵族被镇压下去，天朝物资源源不断的流入，而大量人口被迁移到东北，环境承载压力迅速下降，这是因势利导，很快就融入了明朝。

但是新五省不一样，暹罗和三宣六慰还可以说是属国，受到了一些影响；汉昌省曾经属于天朝，但断片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发展了新的文明；景泰省更是拥有不逊于天朝的悠久历史和文明。

况且，在天朝甚至朝廷内部，有关太后“穷兵黩武”的指责，从来都不少。可以想见，等到皇帝亲政以后，文官集团肯定会劝说皇帝放弃五省，像当年放弃安南一样。

这一点，汪舜华并不很担心，南方四省都是天然的粮仓，汉昌省同样物产丰饶，只要生产出了粮食，再敢说不毛之地应该放弃的，恐怕不用她出马，路人就能骂死他；等到自己还政于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愁他不坚定决心。

难得反而是前面，在中原地区都没有实行普及教育的当下，想要说推广全面义务教育，那是痴人说梦。好在经验是有的。

首先就是盖棺论定，收集各省图书，选择重要的进行翻译；然后编撰史书。这既是对国民的宣传，也是对历史的宣誓。

早在五省主要官员还在集贤院接受岗前培训的时候，汪舜华就下诏给镇守各省的勋贵，命他们在安抚百姓的时候，广泛征集各省的典籍、名士，送到北京，以便朝廷集中编修史书；同时下诏给四译馆，广泛选拔和培育翻译人才；当然，早在中央军校刚成立，汪舜华前往视察工作，就强调要不管外战内战，都要注意保护典籍，爱护百姓，礼待贤士，并将其写进了军纪。平定朝鲜时，沐琮就很注意这些，因此编纂朝鲜地方志的时候相当顺利。当然也让明朝发现了很多朝鲜的小秘密，引发了士人滔天的怒火，大家自发动员起来揭批。

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