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708)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明朝对佛教道教尚且严格限制，何况其他外来宗教？不仅严格禁止传教，而且高压反腐，当然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确实腐败的问题日渐突出，但是在朝堂上，宗室高官和商人尤其是洋人结交，那绝对是找死的节奏，因此一直没有搭上这条线。

神甫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就是这样倒霉催的人。

赞玛提欧是意大利人，才学渊博，一直周游列国传教。

当时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拜占廷帝国外围几乎都被占领。拜占廷向西方求救，双方于1439年签署东西教会合一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拜占廷的居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合一”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拜占廷，教皇也承诺会给予必要援助。赞玛提欧就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不仅带来了圣经，还带了一堆古希腊圣贤的传世经典，想要让远方迷途的羔羊们真正感受到上帝的荣光。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前脚刚进了城门，后脚穆罕默德二世就率领大军来了。

这场仗一打就是两年。君士坦丁堡只有8000守军，但两面靠海，连接陆地的两面有水深170米的护城河拦阻，加之城墙坚固，敌军一时无法得手。

外头炮火连天，赞玛提欧的传教也遭到了居民们的抵制，还和当地的神甫海米尔斯等人结下了梁子。开头还是辩论教义，后面互相指控，甚至上演全武行。

毕竟是客场作战，赞玛提欧一伙人被抓起来，扔进牢房数地板。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天才的军事才能，将外海战船运进内海，攻破了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士兵洗劫了这座壮丽雄伟的古城。

海米尔斯等人作为神父，自然也被洗劫，人也被扔到牢狱里。

要不怎么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牢狱里，双方仍然争议不决。

直到被放出来，看着城池一片焦土，两人这才坠下泪来。

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新帝国施行宗教宽容政策。政府对基督教徒采取退还房舍、豁免赋税、免服兵役等措施，鼓励他们继续定居。

但联想到惨烈的宗教战争，海米尔斯和赞玛提欧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逃离。

本来应该回欧洲，但是海米尔斯很是犹豫。

偏这时候，被士兵抓住，说是异端要砍头；还是信仰东正教的商人胡比昂拦住，给了金银疏通，放了出来。

胡比昂告诉他们：“现在帝国允许我们信仰上帝，但是要缴纳重税，生意实在是不好做。听说印度、中国那边特别繁荣富庶，我打算去那边寻找机会——听说当年中国皇帝派人来，那排场，太壮丽了。”

那就一起走吧，看看去那边能不能传教；当年教皇派了好几波人去中国，也不知道成果怎么样。

于是他们慌慌张张坐上东去的商船，一路上见到很多商人，都在传说中国印度的繁荣——有的只是听人说，一传十十传百；还有人自称去过中国，说得天花乱坠，就差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

赞玛提欧等人半信半疑，只是出了红海，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想着如果能在中国传教，那真是上帝最精心的安排。

经过三年多的颠簸，他们在景泰八年来到了印度。这时候的印度还不是统一的国家，北方德里苏丹国，依靠中亚外族雇佣军为统治支柱，采取高压统治政策；而南方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王国。

胡比昂去做生意了，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则带着伙伴们去传教，只是很不称心——经历了长期的海上颠簸，加上水土不服、事业不顺，同行的神甫们要么身体承受不住去见了上帝，要么心灰意冷跑去干别的，只留下他们还在苦苦的坚持。

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也就给你开了一扇窗。”

印度不是统一的国家，但这些四分五裂的小王国除了语言不统一让人头皮发麻，基本上还都有自己的信仰。

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有点悲观，不过还想到一根救命稻草——要不，去中国？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建极三年，大批明朝商人乘着海船出来，带来开放海禁的消息，他们迫不及待的登上来到中国的大船。

他们在建极五年底来到广州。只是要见到中国皇帝、甚至中国大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这群上帝的使者在感叹广州真是物阜民丰的同时，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学习汉语，准备一旦出师，就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敬献给中国皇帝，向他宣传上帝的德音，让大家沐浴在上帝的荣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