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760)

翻译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僧侣们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下来，以为这个青年人圣母心发作了。于是告诉他：“他们都是前世犯下罪孽，才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这样的人很多，您是同情不过来的。”

确实很多，社会是个金字塔，越往底下人口越多，才能供养的起那些上层人士。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不可接触者数量不会少——实在是他们的特征太明显，即便是沐琮这样的外来者都很容易发现不同。

他们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在路上随时摇晃铃铛，以提醒别人注意躲避，别被污染到；他们走路时也要避着别人，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路人的身上，更有甚者，还会带着扫帚，边走边扫掉自己的脚印。

他们不能与任何有种姓的人—起进餐，连他们接触过的器皿也不会被别人触碰到；他们不能进入寺庙，孩子不能入学。死后，尸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买不起木材火化，遗体只能被抛进河内，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

沐琮曾经在急行军的时候在一些地方见到过他们。他们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获准离开破烂的茅舍，因而又被称作“看不见的人”。他们象牲畜一样任人贩卖。一个年轻不可接触者的卖价，还不到一头羊的价钱。

这就是现实，操蛋的现实。

沐琮没有与僧侣们正面硬刚。只是继续施药，郎中们还在研究，这种疾病让他们联想到《伤寒论》记叙的“呕吐而利，此名霍乱”，于是旧名新用，取名为霍乱。

霍乱发病急，尽管有了救命药，但真要救命还是言之过早。参与屯田的土著告诉他们，这种病在本地并不新奇，几乎年年都有；他们之前就曾经有亲人朋友死于此病，至于什么原因、怎样医治，他们也不知道。

吴子墨敏感地发现，这种疾病似乎不是见了人就会传播——此前没有戴口罩，但屯丁们感染的数量也不多，五个人有一家三口，还有邻居，于是问了他们的行程，这一问就不得了：他们是趁着休浴日跑到恒河去沐浴，当然顺便还喝了两口水。

得了！原因找到了！

吴子墨欣喜若狂，赶紧禀告沐琮；沐琮也见识过恒河的，马上想起来，确实当年母后说过，不要乱饮水，否则可能引发疾病，当年霍去病就是这样英年早逝的。因此这些年来大军在外，从来都不直接饮用现成的河水或井水——怕敌人下毒，而是重新打井，没想到这样逃过一劫。

知道了这些，马上下令驱逐还在恒河里沐浴的人，同时严禁在那里取水饮用。

恒河水想要消毒，显然不可能；但是水井要重新挖掘，病患的遗体和碰过的东西要及时处理。

但这些在官军和华人圈有效，对于土著，朝廷能管的，暂时也只有屯丁；一些底层的达利特，拼命反抗着——本来就只有那么点家当，还要毁了，不是要人命吗？挖井也不行，因为一下雨，街上的污水又流进去了。

如果是别的还好，但是瘟疫……沐琮扶额，万一感染到士兵，可怎么好？

百官也相互交换了个眼神——如果死的只是本地人，其实不是不可以接受——不怪大家冷血，实在是这里的人口太多了，初步估计不会少于三千万；而明朝本土的人口，也才刚刚过亿。

这么多的人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明朝又是外来户，立足未稳，想要同化，谈何容易？因此这个时候，人口就不是资源，相反，可能是负担，甚至是定时炸弹。

沐琮去那边可以说是了解民情，但更多的是政治作秀。

恒河的卫生问题如今还言之过早。瘟疫过后，沐琮招徕了很多达利特进行耕种——婆罗门的特权暂时不能动，但是去年刹帝利们的土地和财产基本都被缴获了，现在要清点，要经营；此外，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要好好的开发。

至于其他没有土地的吠舍和首陀罗，如果愿意，也可以前来；但是必须遵照明朝的规矩来。

传统势力是很强大的，尤其语言不通，想要“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那是痴人说梦。

因此，官军耕耘这片天府之土，最初只能依靠战俘和被抄没的刹帝利们的奴隶。听不懂也没关系，打手势比划就行。最初的恐惧之后，大家老老实实的听侯安排，辛勤劳作，就担心被赶出去——明朝也是阶级社会，到这里也难免受到影响，但是沐琮军令如山，加上语言不通，鸡同鸭讲，因此各说各话的时候多，聚众斗殴还真的没有。

这些战俘和奴隶也是有亲友的。感受到沐琮的善意，他们呼朋引伴的招徕亲友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