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919)

这些算基本常识，余下的就是王越补充：“如今藏区有五大教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其中格鲁派是近些年来刚刚兴起的，僧众都带黄色僧帽，故而称为黄教。他们的创建人宗喀巴永乐末年圆寂。他生前抨击各派，倡导改革，提出僧人严格持戒、不事农作、独身不娶。”

宗喀巴早已圆寂，八大弟子也都已经去世，但有很多再传弟子，其中不少跟着到了北京。格鲁派还算新秀，虽然传播很快，但影响力还比较局限在拉萨附近；此番推翻贡噶雷巴，他们率先前来投效，战场上很是卖力。

他们卖力的跟皇帝汇报师父师祖的功德，皇帝也饶有兴趣的听他们说起戒律，甚至还探讨起转世灵童来。

六年前，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弟子们采用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孩子两岁时，一见着宗喀巴的像，就合掌作礼注视，俯首敬礼。他能忆念前生处所，常常说出根敦主在世时话。特别是在三岁时，护法天女军刀母为他现身，他就作了《军刀天女赞》，所以大家都相信他是化身而来的灵童。弟子们说的很虔诚，群臣互相交换了眼神，没有说话。

汪舜华也想起来：黄教，是在清朝以后大行其道，号称“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汪舜华和皇帝商量，扶持黄教，为我所用。

但是不必独尊，否则一家独大，就很难为朝廷所用了。

贡噶雷巴的帕竹政权已经灭亡，封号自然要取消，其地改为府县，派遣官员，不世袭。

皇帝认为：“朝廷本就缺官，西藏地处高寒，语言也不通，派遣进士举人前去，实在糟蹋了。”

汪舜华点头：“朝廷是要掌握藏区的人事权，却不能泥足深陷，在那里耗费太多的功夫。”

想了想：“北京有藏僧，让他们去任职。”

皇帝称是：“还是要考试，择优而用——在北京这么些年，该学会汉话了。”

汪舜华点头，心说这些年朝廷上下都习惯了考试，不管文的武的化外的，也不管宗室进士举人秀才，或是资格赛选拔赛，甭管怎样，要进体制内，基本都免不了来一遭——当然土司、新省的和尚，以及战场上挣到的和特长生除外。

不过怎么考试是个问题。

商辂站出来说：“虽是用汉语考，但考试内容也应该明确。”

章纶道：“自然是要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

商辂道：“整个藏区能说汉语的人都算得上凤毛麟角，遑论四书五经！便是通读的都不多。”

章纶道：“那也不能考佛法。”

徐溥道：“要不考《大明律》？让他们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丘浚道：“土官治土民，压根儿不照《大明律》来；何况那书很厚。”

这是实情，汪舜华想了想，看向皇帝：“经过这次的事，该给那些土霸王立规矩了。皇帝，这件事你来主持，拟定章程，作为藏区遵循的准则，也作为他们考试唯一的内容。文殊皇帝的话，谅他们不敢不从。”

帕竹政权虽然实力强盛，但毕竟只是地方政权，况且造反之后有不少抗命不遵甚至迎接王师的，趁着朝廷无暇顾及，扩充势力，朝廷也只能认了，因此第一批土官的规模不会很大。

然后是藏僧的管理。

明朝对各派僧人赐予封号，等级很多。除了三个法王和五个地方王，还有二个西天佛子、九个灌顶大国师、十八个灌顶国师和数量众多的禅师、都纲、剌麻等僧官。其中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五品，禅师为六品，品级不高，但是名头很能唬人。

章纶就愤慨的提出：“番僧乃异端外教，蛊惑人心，汙染华夏；尤其此辈欺罔惑世、縻财蠹政，堪为浊乱圣世之大者。”

夏时正更是慷慨陈词：“西番之教，邪妄不经。从北京到拉萨，涉数万之程，历数岁之久，道途绝无邮置，人马安从供顿？亏中国之体，纳外番之侮，无一可者。”

杨守陈同样愤恨不平：“前者，朝廷宠遇番僧，有佛子、国师、法王名号，仪卫过于王侯，服玩拟于供御，锦衣玉食，徒类数百，竭百姓之脂膏，中外莫不切齿。其间甚至有中原百姓学习番教，以图宠贵。”

用了“前者”，大抵因为汪舜华对这些番僧不感兴趣，执政后就都打发走了，留下的都在四译馆办差，翻译书籍，出使藏区。

但是景泰以前番僧相当得宠，前几年皇帝在东宫，也喜欢召见番僧，不能不让群臣惊心。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现有的不必革除，待其自然消亡；将来只册封禅师、都纲、剌麻等职位，法王、王等名目则换成阐化、辅教、阐教、赞善、护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