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921)

汪舜华亲口问了，没这功能！

汪舜华当然知道曾侯乙墓在哪里，毕竟名声太大，纪录片就拍了好几部，国宝节目也经常说；但不可能派人去挖，要保护太难，技术上跟不上，何况天灾人祸的，说不定出土就变成浩劫。

甲骨文同理，虽然在安阳一带，这玩意估计还在被当成疗伤圣药被涂抹，但毕竟大半部分被埋着，万一身价飞涨，估计那地方很快会被挖的遍地狼藉，想想萌萌哒的妇好鴞尊、精美绝伦的云纹铜禁还有美轮美奂的莲鹤方壶，还是算了。实在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让这些国宝遭遇任何不测，除非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既然不能挖，就自己造，不相信明朝的技术比不上春秋战国的，虽然在青铜冶炼方面确实比不上。

于是和群臣商量：“大宴乃华夷宗室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

薛瑄马上跟上，从音乐的起源、发展、功用开始，认认真真的分析当前雅乐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音乐不协，风气不正，您教化万方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话都说到了这个地步，内阁、礼部、太常寺也很支持。后代音乐只是娱乐，但在现在被赋予了政治含义：音乐不只是抒发感情、发泄情绪、表达情意而已，它的正与不正，关系着一国的治乱、社稷的安危以及个人的心境与健康，是严肃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听中音，纳和声，出嘉言，修正德，才是中正之道；否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礼崩乐坏、国将不国的节奏。

既然不满意，那么就做。

首先是选人。之前已经选了一批，不够，要制度化规范化，有优秀的音乐人才，允许官府推荐，也允许自己报名，由乐府定期考录。

其次是规范乐曲演奏。雅乐辞章已经调整，照着弄就行。

最后是乐器督造，其他的琴瑟箫笙笛篪搏拊柷敔什么的都还好，历代都有，关键是编钟，音色确实不够；太宗又仿宋景钟铸造了太和钟，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东北，浑厚是够了，但也太单调了。

因此，建极二年冬，和群臣商量重新铸造编钟。

但群臣普遍反对。

商辂就出班进谏：“铸大钟与铸大钱，都不利于积聚民财，反而会绝民资而鲜其继，造成民离财匮，世政不和。”

他提到了春秋时期周景王姬贵想造一套名叫“无射”的大型编钟，从臣子到伶官都不同意，就是因为耗费太大，国库承担不起；最后虽然勉强铸好，赶上周景王去世，就被说成是因为铸钟闹的。

汪舜华当然知道，编钟不是那么好铸造的，这东西流行于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时代的落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首先用料是黄铜甚至黄金，造价很高，不是盛世根本就不要想。虽然周景王时期王室威望一落千丈，逼得他老人家常向诸侯打秋风，为此还留下了个“数典忘祖”的典故，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能让府库空虚，可想而知真是烧钱。

而且技术要求很高，本来就是贵族圈子的游戏，随着战争和饥荒，工匠死去，技术失传，自然很难复制。汪舜华想要复制曾侯乙的传奇，群臣不知道这事，只是认为太宗已经铸造了编钟，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就不必另外再弄一套。

尤其接着就是改革，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弄这事。

直到建极六年改革初步达到成果，至少官员不用跑地方督工可以留在北京研究、朝廷也有余钱，这件事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太常寺卿夏衡，堪称书画大家，对音韵也有研究，但编钟制造也是头一遭；工部尚书白圭，一边忙着修北京外城，一边还得忙这事。两人会同精通音律的专家仔细商量，又把《考工记》等专业书籍翻出来，做成图纸，呈请太后审阅。

哪知汪舜华看了就说不行。她见过复制品，也看过专题片，曾侯乙编钟的奥秘就是它是合瓦式的，也就是两个小半圆合成，而不是正圆形或者椭圆形；另外就是加的微量金属比例，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周礼·考工记》有载：“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也就是说编钟剂量铜6锡1，比例高了低了都不行。此外还需要精细的磨砺。接着翻书，《梦溪笔谈》有载“古乐钟皆扁，如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扁钟发声短促，无延长音，圆钟有较长的延长音，在快速旋律中，各种频率的音会相互叠加而不成音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