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980)

“你已经亲政四年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不管你要做什么，我只希望你记得当年的誓言，要致力于强国富民，传承好这片祖宗基业，就够了。——当然有些事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就能办到的，还得让辅政大臣明白，让皇太子明白，才能让这项制度执行下去。”

皇帝几乎泪下。

想了想，汪舜华又加了一句：“既然是分封建国，给了他们权利，也该让他们履行义务。西周之时，诸侯要听命于天子，要朝觐述职，要交纳贡赋，要随从作战；如今限山隔海的，就不让他们出兵了；但是要朝觐纳贡。至少亲王册封的时候要来一趟，以后每十年朝觐一次；贡赋不用太多，亲王每年二百两银子，以下的逐级递减，若是办得不妥，天子就要问罪。”

即便不能亲正其罪，左右的诸侯也可以奉旨问罪，然后名正言顺的兼并你的土地，这样你们互相撕扯，就不会同心协力对付朝廷。

皇帝称是。

汪舜华沉吟着：“亲王世子年满十岁，送到北京进学，直到通过考封成婚，便可前往封国听政。”

虽然是承政省，宗室治国，层层分封，但是管理要参照内地，官员要选任，不能世袭。一般的郡王将军中尉倒也罢了，人都待在北京不仅要供饭还要给俸禄；镇守一方的亲王还是要培养一下，免得真的与中央离心离德。其他的宗室，生来请名，十岁册封，这时候就不用地名了，参照将军中尉，直接封郡王；老爹去世后分封土地，如果亲王分家，朝廷要派人主持；下面的郡王将军之类的，亲王主持。

汪舜华看着儿子：“我敢说，不用一百年，就有人哭着喊着要求除藩。”

皇帝一想，笑道：“母后英明。”

反对的声音当然有，而且很不小，都担心宗室分封割据，但承政省毕竟离中原太远，难以辖制；何况这么多宗室留在北京，财政供养是个大问题，皇帝自己又特别能生，因此吵了三天，到底是定了下来。

弘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李驹押解吕宋君臣到北京。

按照惯例，朝廷要给他们封个不大不小的官，荣养起来，有用的文官武将要么编书，要么编入卫所。

但皇帝看了李驹等人的奏表，尤其是许聚的血书，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历代王朝对于海外华人，大多是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没办法，世界太大，朝廷实力有限，要真是想管，怕管不过来；而那些肯背井离乡远赴海外的，大抵不是普通人，而是商贾甚至海盗。因此明神宗面对大仑山惨案，布谕西班牙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乾隆对红溪惨案的表态则是：“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此前朝廷不说，但受孔夫子“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华夷理论，对华人华侨其实也抱着“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的看法，但是自从大成城破、景泰省归属明朝的那一天，朝野上下就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些冒险家。

如今朝廷对于南方各省，还是显得力不从心；更遥远的地方，则更加鞭长莫及；但是这些商人，却可以是朝廷开疆拓土的前驱。

而对于皇帝来说，吕宋是一个值得并入版图的地方。

他对汪舜华说：“吕宋国与其他王国不同，我既然以其杀戮我的子民将其灭国，若不将吕宋国君正法，恐怕难以服众。何况，华人在深耕多年的地方都可能被肆无忌惮的屠杀，那么更远的地方，又会发生什么？”

汪舜华点头：“你说得很是。‘敢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从前可以只是个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是事到如今，朝廷必须给朝野上下、给海外诸夷一个明确的信号，对于海外华人华侨的生死存亡，朝廷不会置之不理。”

记得当年上论坛，知道明朝中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旅居海外致富，遭到了当地官民乃至殖民者的觊觎，惨遭屠杀，明政府没有采取有效举措，以致对方有恃无恐，一再将屠刀对准华人。

这话当然不能说，但道理很简单：“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去往海外讨生活，他们不完全是留居南方各省，可能是吕宋甚至更遥远的尚未并入版图的地方。如果朝廷任由他们被杀戮，番邦小国势必认为朝廷怯懦，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诛杀华人；华人也会因此与朝廷离心离德，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是甘心沦为蛮夷；国人也就不敢出海谋生，国内人地矛盾不能解决，南方各省也就不能真正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