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狱(1707)

再者，听完整个案情之后，杨璟就更感兴趣了，因为这件事竟然还跟杨璟有关系！

当年杨璟在巴陵之时，对杨敬亭这个知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非但在刑狱方面，在地方政务方面，也给了他不少建议，其中一项，便是兴办了蒙学。

蒙学就是给孩童启蒙的学堂，里头也就教些三百千，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了。

北宋之时，宋徽宗赵佶为了鼓励大宦官童贯读书，就曾经赐了他一本手抄的千字文，不得不说，宋徽宗是个被皇帝职务耽误了的文化人，一手书法那是极其漂亮的。

大宋非常注重文化教育，蒙学也是遍地都是，即便最赤贫的县区，也有公立的蒙学，县里还设置教谕，聘用教导等充当学堂先生。

可杨璟在蒙学推行了新式教育，这三百千的教材，并没有太多的内涵，主要还是教孩子们认字，所以杨璟便用了后世的教育方式，使得孩子们认字的速度大大增加，这也是杨敬亭的政绩之一。

他能够调任矩州知州，除了赵宗昌的推荐之外，这蒙学的政绩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闲话也不多提了，只说蒙学兴起，受益的是巴陵的寻常百姓，以往没条件上学的孩童，很多都受了惠，自然要念杨璟的好。

这案子就发生在巴陵县城内的一所蒙学里，这蒙学并非巴陵县衙开办的，而是巴陵城内富户余奇捐资建成的。

余氏本来只是巴陵城的外姓，算不上什么大族，到了余奇这一辈，也都没什么大的名声。

这余奇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可惜屡试不中，便四处游学，结交了不少文人墨客。

眼下大宋文风昌盛，风骚辈出，哪个不是雅士大才，没点真本事，又如何能够在文坛抛头露面？

这余奇的文才倒是平平无奇，辜负了他的名字，但他却有一个常人不能及的本事，那就是他对促织有着不小的研究！

这个促织么，便是蟋蟀，宋人好玩，吃喝玩乐那是一套又一套，遛狗斗鸡养蛐蛐儿，那是必不可少的。

余奇除了对蟋蟀有着足够的了解和研究，还雇佣了不少街头捣子，四处搜罗厉害的蛐蛐儿品种。

到了后来，这些不务正业的捣子都嫌少，他便发动城里的孩子们，四处为他搜罗蛐蛐儿，俨然成了孩子王。

孩子们对寻找蛐蛐儿有着成人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他们无法准确估量蛐蛐儿的价值，余奇只需要花费一两个铜板的代价，就能收购大量优质的蛐蛐儿。

这也使得他很快就有了不小的名声，许多人也都想效仿，可他对笼络小孩很有手段，这些小孩子只认他这一家，其他人给多少钱都免谈。

别的不说，单说他创办这所蒙学，就足以让孩子们，乃至于孩子的家长们，都对他交口称赞了！

许多人都知道，贾似道还有一个外号，那便是蟋蟀宰相，这位奸臣继承了宋朝君臣不务正业的优良传统，对蟋蟀是真的有着深厚研究。

他为此还写了一本《促织经》，里头都是蟋蟀的研究成果，这可是世界上第一部 研究蟋蟀的论著，什么达尔文之类的生物学家，在咱们贾国舅的面前，简直弱爆了。

《促织经》还正儿八经分了上下两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其详尽的论述，被玩蛐蛐儿的人视为圣经一般的存在，就如同喜欢茶的人崇拜茶圣陆羽一样。

听说这余奇攀结上了贾似道在巴陵的采买管家，但凡发现不错的蟋蟀，就会经由这个采买管家，送到贾似道的面前。

要知道，这蟋蟀的寿命并不长，而且还有着季节限制，所以贾似道有时候甚至动用官道和驿路来运送这些蟋蟀，在玩乐界也是让人羡慕的大手笔。

余奇也就因此搭上了贾似道这条大船，余氏也一跃成为了巴陵城内的势力新贵。

余奇也没有志得意满，更没有因此而欺压乡里，发达之后反而想要回馈市井，建了好几个蒙学，仍旧当他的孩子王，闲来无事，自己还会在蒙学里头讲课，过一过先生的瘾头，也算是个风评不错的人。

而这个案子就发生在他的蒙学里头。

蒙学的孩子才多大一点？

有钱人家的孩子，学龄前就接受开蒙，家里有蒙师，六岁正式入家学的时候，就已经认得不少字了。

不过这些都是个别现象，蒙学里头的孩子，小的有四五岁，大的七八岁甚至十来岁也都是有的。

虽然先生管教得比较严，可散堂放学之后，孩子们就开始野了。

若是八月到十月，那是全民抓蛐蛐儿的季节，孩子们都忙着赚外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