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之河(54)

消息很快溢出街头巷尾，淌到无数小舢舨上，经由码头到达黄埔，继续往外扩散。上午还是“入室劫案”，午饭之后就迅速变调，人们开始低声讨论形迹可疑的番鬼，推测是不是发生了争执，随后可怜的通事才成为了暴力的受害者。看吧，夷人兽性未泯的又一佐证，邵锦官居然还一天到晚和这些化外之民打交道，当然就出事了。到了傍晚，故事越跑越偏，变得更加凶险，渔夫都在谈论番鬼佬打死了省城里的一个通事。偶尔路过教堂门口的人都加快了脚步，紧张地四处打量，生怕凶徒从哪个角落窜出来，掐住路人的脖子。

官府的人是在天黑之后来敲门的，带着广州海关的一个翻译，加布里埃没见过这个翻译，朱利安神父也不，可能是新近才来的。那人自称姓张，不会讲法语，用磕磕绊绊的葡萄牙语告知一脸惊愕的洋人，教堂立即关闭，所有人必须在明天中午之前离开黄埔，若是逾期停留，官府将会动用武力。

“什么理由？”加布里埃问，张姓翻译马上面露不快，大概从未有过面对质疑的经验。他清了清喉咙，把手背到腰后。

“还需要我说明理由吗？您自己明白怎么回事。”

加布里埃摊开手，“不，我不明白，有劳您解释。说慢点，最好讲广东话，这样我们两个都轻松一些。”

翻译的耳朵涨红了，可是开口回答的时候，仍然抓着错漏百出的葡萄牙语不放，也许不想让身后的衙役听明白两人的对话：“邵通事的死导致，”他在这里卡住了，竭力寻找“街坊”一词的葡萄牙语对应物，“……导致住户很不安，他们要求赶走番鬼。”

“所以，早上还是‘入室劫案’，现在已经变成‘番鬼袭击’了。你们找到凶徒了？”

“我不负责查案。”

“既然邻居那么‘不安’，你们是打算清空整个黄埔商行区，还是只是我们？”

“只是你们。”

“‘邻居’的要求还真精确，考虑到他们多半没来过黄埔，也没见过教会的人。”

“我，”接下来的话终于超出了翻译的水平，他换成了粤语，“真是没办法和你们这种人讲道理。官差没有即刻赶你们出去，已经宽宏大量，还那么多话说。听日中午，华光寺敲钟之前，就是最后期限，如果还有人留在里面，不要怪官差放火烧屋。”

“给我们多两日时间收拾行李。”

“不行。”

“我们可以去哪里呢？现在也很难租船。”

“这就不关我事了。”

如果不是老神父及时拉住养子的手臂，翻译肯定要挨一拳了。翻译自己也看出来了，吓得匆匆往后躲，被门口的石墩绊倒，坐进一洼泥水里，两个官差把他拉起来，张姓翻译拍打身上的尘土，滴着水，骂骂咧咧地躲到官差后面，跟他们一起走了，跨上等候在码头的两艘小船。加布里埃站在门口，神父仍然抓着他的前臂。过了好一会，老人拍了拍加布里埃的肩膀，用瘦骨嶙峋的手臂抱住了他，年轻人略微弯下腰，回应这个拥抱。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需要弯下腰的还是朱利安神父。

尽管谁都没有说话，但他们都明白，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

进入秋冬季节，澳门的酒馆和旅店老板们都暗暗激动起来，在睡梦中也能听见银钱滚滚而来的叮当声。自从各家东印度公司[*2]坍塌之后，散商花了几十年慢慢占满这些庞然大物留下的空洞，就像富有耐心的藤壶，逐渐覆盖整艘沉船。散商懒得在贸易季结束之后返回欧洲，部分原因当然是不乐意在发臭的远洋船上熬几个月，一部分原因是嫌路费太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澳门的生意并不随着季节而终止。放贷的阿美尼亚人在这里长期驻扎，人们继续追踪茶叶价格起落，围着吧台互相打听行情。酒馆悄悄多了一家，然后又来一家，旅店也是，以便容纳前往印度的鸦片商，从印度尼西亚来找工作的水手，疯疯癫癫的“植物学家”和其他自封的什么“学家”，棉花买手，从美洲来的投机客，诸如此类。

“H.M.S.飞燕草”号是傍晚进港的，众多英国商船之中的一艘，没有人多看它一眼。天色已晚，桅杆上并没有挂起表示传染病的三角旗，可是没有人下船，也没见到船长带着随从到岸上去喝一杯。这不太寻常，但也并不罕见，有些船长不那么喜欢离开自己的船，也许“飞燕草”号本身拥有特别庞大的烈酒库存。

“我们明天一早下船。”吕西恩又讲了一遍，他已经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了至少四次了，好像在彩排，“不要走路，租一辆马车，减少别人看见我们的几率。一到仓库，马上催促他们完成交易，把货物搬来，我去办出港手续，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