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熊三拔果然能言善辩，官话琅琅，俗语并用，说来入情入理，把王丰肃的激进传教轻轻掩饰，在大明的这些传教士现在已经意识到在东方传教必须回归利玛窦的谨慎策略，因为就在前一年，日本发生了天主教教难，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宣布取缔天主教，摧毁了所有教堂，并把大批耶稣会士、方济会士和教徒斩首或者烧死（日本幕府禁绝天主教极其严厉，刑罚残酷，把教众倒悬在粪坑上熏死、丢到硫磺矿泉里泡死等等，直到两百年后明治维新时才解除禁教令），在北京的龙华民等人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一消息，这次南京教案若不能化险为夷，他们也很可能落到在日本的传教士一般的悲惨境地——
沈榷斜睨着熊三拔，冷笑道：“祭祖、祭孔一律不禁，这是汝等见朝廷禁教事急，行的缓兵之计吧。”
张原终于说话了：“沈侍郎为何以此恶意来揣度他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也’，王丰肃有过岂不容他改之？”
沈榷也正等着张原开口呢，听张原引用《论语》为王丰肃辩护，当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丰肃夷狄之人，来我大明传教就是包藏祸心，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而彼夷狄亦称大西，岂天下有两大乎？三代之隆，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下，皆曰奉天，而彼夷狄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
张原微微摇头，沈榷是无知盲目自大迂腐的大明官绅的代表，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占大多数，他们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舆地全图》，大明版图怎么才占那么一小块呢，而且还不是正中央，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所知道的外国就是朝鲜、日本、安南、暹罗，最远的就是满刺加了，三宝太监到过的地方他们都忘了，利玛窦说的什么海西万里有三十余国，绝对是欺人之谈，利玛窦是以为汪洋杳渺，大明人目所不能见、足所不能至，乃敢信口胡说——
张原有些无奈，沈榷这些人对任何新事物都是采取排斥态度的，你没法让他们相信西班牙人已经横渡大西洋到美州开采银矿，因为你不可能揪着他们去美州走一趟，所以你没办法证明你是对的，龙华民、熊三拔从数万里外远来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信，他们只认为大明最大、大明最好、大明是天下的中心——
张原心道：“必须以沈榷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上面有的知识来反驳他，否则任你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他就三个‘我不信’你就没辙。”
从彝伦堂窗隙望出去，雪越下越大了，一早扫净的地面又积起一层薄薄的雪，张原长吁了口气，问沈榷：“沈侍郎开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闭口夷狄之人包藏祸心，敢问沈侍郎，夷狄之说首见于哪部典籍？”
沈榷迟疑了一下，答道：“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错！”
张原声音不大，但断然清晰：“诸夏夷狄之辩始见于《春秋》，然而《春秋》所言之华夏夷狄之辩，沈侍郎知之乎？”
张原是治《春秋》经的，会试时首艺被人割截，凭的正是《春秋》题的精彩发挥依旧脱颖而出，所以无人敢怀疑张原在《春秋》上的深厚造诣，其实《春秋》和《论语》都是出自孔子之手，夷狄之说本不分先后，但《春秋》是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世人印象当然是《春秋》比《论语》久远，张原就以此来给沈榷一个下马威，先把沈榷的气势打压下去——
沈榷果然涨红了脸，忿忿地不再回答张原的问话。
张原微笑道：“沈侍郎中了进士后就把四书五经丢在一边了吗，真把圣贤经义当作仕途敲门砖了，让我来告诉你，《春秋》所言之华夏，只在如今的河南、山东诸地，嵩高河洛之外皆是夷狄，陕西古属秦，《公羊传》曰‘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在下来自绍兴，绍兴古属百越，夷狄也，沈侍郎是浙江乌程人，也是夷狄——”
“一派胡言。”
沈榷愤怒地大叫起来：“春秋之世岂可生搬硬套到大明之朝，我祖我父，世代读圣贤书，和夷狄哪有半点干系。”
张原就等着沈榷这句话，朗声道：“沈侍郎说得是，人面兽心、为非作歹，虽中华之人，岂非夷狄；行善好义，修身事天，虽边远绝国，亦是我华夏之友，《春秋繁露》讥郑伐许，曰狄之，郑国伐丧无义、叛盟无信，夷狄之行也，故狄之——故华夏、夷狄不在地域之分，而在于文明教化，是礼仪之邦，还是野蛮部落，如建州奴尔哈赤辈，真夷狄也，而利玛窦诸人，学问渊博，慕我中华教化，岂能以夷狄贬斥之？”
第四百二十九章 大雪中的辩论（下）
华夷之辨、尊夏攘夷思想始于《春秋》，两千年来未受到质疑，到了大明初年，因为在看待元朝历史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华夷之辨开始激烈起来，此前虽有北朝、辽、金等胡人政权，但都没有统一过中国，元朝是第一个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所谓夷狄王朝，元朝的统治是华夏民族的耻辱，但百年统治的事实又无法抹去，大明不可能越过百年直接继承南宋——
所以朱元璋的《即位诏》承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历时朝代“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已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以此来表明大明取代元朝是符合天意的，并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时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但方孝孺、解缙诸臣却是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华夷之辨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礼部终于罢了元世祖的祭祀，更有甚者，提出要把历代二十三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七部史书剔出中华正统史书，只作为夷狄传记附在《晋书》和《宋史》后面，似乎这样就能保持中华传承的正统——
时至万历末年，世界格局已经大变，地理大发现、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纵横七海、英国的舰队崛起争雄，西洋文明已经一举超越了中华文明，而明朝的士大夫还在盲目自尊，陶醉在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幻想之中，虽然有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接受了新的现实，但远非主流，张原也没指望通过这次辩论就能改变世人这些观念，但把充满腐朽气息的旧屋大门推开，吹进一些新鲜空气却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要在华夷之辨上驳倒沈榷，让沈榷辈无法以地域来排斥西洋人，他还想着有可能的话把伽利略请到大明来呢——
说万国地图、说欧洲美洲，沈榷可以不信，但张原从《春秋》这一华夷之辨的源头来驳斥沈榷的偏见，沈榷又羞又恼，一时无言以对，这让皇长孙朱由校瞧得好不痛快，却见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站出来了，说道：“王丰肃辈，公然潜住南京正阳门里，起盖无梁殿，悬挂胡像，诳惑愚民，从其教者每人给银三两，笼络民心，图谋不轨，去年因私藏火枪被拘，竟有大批耶教教众手持小旗上街游行，宣称要为天主而死，这与谋反何异！”
张原微笑倾听，他知道沈榷、徐如珂在他的辩驳下无法以非我族类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排斥龙华民等人，肯定就会盯着西洋传教士在大明的所作所为来非难，王丰肃在南京传教的确过激，这个人还是遣送回澳门为好，但不能因为王丰肃一人就把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赶走，天主教在大明如果谨慎传教是可以容忍的，张原看重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这种文化交流，当此之时，除了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和淘金梦想的冒险家，谁会远涉重洋来大明，好比中国西部的沙漠和雪山，只有求法和弘法的僧侣才会不畏死亡的威胁来穿越，去年与他同船入京的金尼阁就对他说过，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初九金尼阁与耶稣会教士一十九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海上航行两百多天，到达澳门是次年的二月初六日，十九个传教士活下来的只有八人，另外十一个传教士不是死于风暴就是疾病，海船极易发生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