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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烟花(29)

一日家秀从电台下班已经很晚,因为念了一下午政治要闻,心里很不得劲,一到家崔妈又赶上来汇报说小姐出去应酬没回来,二奶奶也出去一下午了,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回。

家秀只觉脑子“嗡”地一下,想也不想随脚踢翻了崔妈泡在地上留着梳头用的一盆刨花水,指着骂道:“请你回来是吃饭看戏的?二奶奶二奶奶,说过几次了,叫依凡小姐,这里谁是你二奶奶?我看你才真是个奶奶,看个人都看不住,还能做什么?只差没把你设个牌位供起来!”

崔妈哭起来,扯起衣襟擦着眼角辩白:“难道我愿意二奶奶走失不成?她那么大一个人,有胳膊有腿,她要出去,我怎么看得住?她是奶奶,我是下人,难不成用链子锁着她吗?我也知道三小姐同二奶奶好,关心二奶奶,也难怪你发脾气,可是如果你发发脾气就能把二奶奶找回来,我情愿挨你骂,只是光骂有什么用,我告诉三小姐,原是指望你想办法找人去的呀。”

这几句话却正撞在家秀心口上,又急又愧,不禁滴下泪来。刨花水湿搭搭地浸过来,沿着地毯小心翼翼地探前一点,再前一点,地毯上湿了水的地方便格外颜色深了些,也像在赌气。

家秀擦一把泪,鞋子也不换,转身便要出去找人。忽然听得电梯“空通”一响,在自己这一层停下了,拉开门,却是依凡回来了。

家秀如获至宝,忙换了笑容迎上去,因见她头发上顶着一层霜,温言问:“怎么外面下雪了吗?我回来的时候倒没觉得。”一边用手去拂,却拂不去,这才发现那是白发。不由心里一惊,一股冷从骨子里一直渗出来。

依凡却笑嘻嘻地说:“你看我把谁给请来了?”

家秀这才看到后面还跟着柯以,难怪依凡自己找得回家。她这时一手扶着依凡,一手扶着门,头发散乱,鞋子湿漉漉的,脸上满是泪痕,十分狼狈,忽然间见了柯以,又是尴尬,又是难堪,不由地一时呆住了不知道回话。

柯以从来没见过家秀这般情形,不禁也愣了。在欧洲初识依凡和家秀时,两人一个明快秀丽,一个大方爽朗,如果说依凡是花,家秀便是映花的水,含香的风,虽然不至于让人在人群中一眼将她认出来,却会在认得之后记忆良久。而今日这水因风吹皱,花容也失了色,不禁让人陡生沧海桑田之叹。这段日子,他几次约家秀见面,都被她以照顾依凡的理由推拒了,今天他知道,那不是借口,是最冷酷的事实。在这种时候,任是谁,也无心再风花雪月,他同家秀,一次又一次,相遇的总不是时候。

无声无息之间,黄昏毫不留情地在他们中间砸了下来。终于是家秀凄然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听在耳中,却只像:“对不起。”

至此,柯以清楚地知道,家秀同自己,是真的完了,她原本就抱定独身主义的,依凡的悲剧,更把她最后的一个鸳梦也打碎了。

他们两个人隔着依凡默默相望着,却只觉得中间隔着兵荒马乱,隔着地久天长,两个人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却是再也走不到一处的了。

依凡老了,而黄裳却忽然地美丽了起来。

就像依凡的归来是为了赶着将毕生的美丽与魅力一股脑儿传给女儿似的,随着她一天天地老下去,黄裳一天天地丰满起来,鲜润起来,晶莹起来,那简直不是在成人,而是在打磨钻石。

本就在女子一生中最娇艳的年龄,又叨盛名之照,更是艳光四射。

她的美丽传遍了整个上海滩。

通常一个“才女”只要长得不是很难看,人们就会很宽容地同时授予她“美女”的称号,更何况,黄裳是不折不扣地丑小鸭变天鹅,美得如此炫目,毋庸置疑呢。

而且,她虽然艳美端庄其实不如依凡,但胜在会打扮,所有衣裳首饰一概自己设计,务求炫人耳目,与众不同。本有七分人材,加之五分妆扮,倒有了十二分的标致。

与此同时,她的第二部电影《烈火鸳鸯》出炉了,关于战争与爱情。这灵感得自她的母亲。通过母亲,黄裳间接地接触到了战争与死亡,爱情与幻灭。

影片自始至终,布满死亡的阴影,恋人在生离死别的间隙里同死神赛跑,在枪弹和炮火里抢夺一分一秒的时间相爱,他们的爱具有着与上帝同等的高贵,至尊无上,男女主角一改当前奶油才子、红粉佳人的格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沧桑感,台词凄美到矫柔的程度,每一个字,都是泪。

可是观众喜欢,她们看了一遍还要看第二遍,除了拿上拭泪的手帕还要拿上记录台词的纸笔,然后把那些凄美的台辞当成情诗来背诵。

关于那段母亲翻译的歌词,黄裳原样照搬到银幕上,成了年轻的影迷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经典对白:

“你是七层宝塔,我是塔檐的风铃;

你是无边白雪,我是雪上的鸿爪;

你是奔腾的海浪,我是岸边的礁石,为你守候终生。”

片子的影响空前绝后,以至于后来同样是有关战争与爱情题材的外国名片《魂断蓝桥》和《战地钟声》在国内走红的时候,上海市民却不以为然,认为远远不如黄裳的《烈火鸳鸯》。

同《桃红丝帕》的后期制作一样,柯以再次提出应该在女主角的台词中增加思想性,不要一味追求凄婉,而应该多一点号召力,但是剧组的人担心涉嫌宣传抗战,会给当局找麻烦。柯以坚持己见,又专门去找了有关部门长官,最终片子还是如期上映了。

首映式那天,黄裳收到一只插满了天堂鸟和风铃草的大花篮,附着一张暗花格子的精美卡片,上面写着:

“我不指望你能听到风铃的声音,

也不敢奢求在雪上留下鸿影,

我只想做一阵风,

吹动那风铃,吹拂那雪花,吹皱那海浪,

也许只是一回眸,也许可共一盏茶,

但是够了。我只希望这个。”

署名是“蔡卓文”。

黄裳并不记得谁叫“蔡卓文”,但是她欣赏这段话和这种婉约的约会方式,于是问剧务芳姐:“那送花的人呢?”

芳姐似乎对这蔡卓文颇熟悉,立刻答:“蔡先生本人没上来。送花的是他的司机,还等在外面呢。”说着打开帘子,那司机远远地站着,看到黄裳,立刻鞠了一个躬。

黄裳一愣:“是日本人?”

“不是,不过好像同日本人有来往的,还是个挺大的官儿,咱们这一行的顶头主管,得罪不起呢。听说这回片子最后能通过审批,就是这位蔡先生出的力呢。”

黄裳忽然省起这个“蔡先生”是谁了,脸上没来由地一红,踌躇半晌,所谓病急乱投医,竟向着芳姐沉吟起来:“你说我该不该理他呢?”

芳姐见黄大编剧居然征询她的意见,受宠若惊,急忙尽心尽力地提供资料:“要去的,这种人开罪不起,连柯导还要求着他呢;可是和他们太接近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没的惹人议论,于您的名声上不好听;不过应酬一半次呢总要的,若实在不想去呢……”罗嗦半晌,到底也没说去还是不去。

黄裳已经不耐烦起来:“一个破官儿罢了,什么了不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理他就是了。你去跟那司机说,就说我家里还有事,谢谢他,改天再喝茶吧。”

可是出门的时候,她发现那司机还站在帘子外,见了面,立刻又是一鞠躬,恭敬地问:“您说改天喝茶,蔡先生问改天是哪天。”

黄裳“哧”地一笑:“说‘改天’,自然就是‘改天’那一天了。”扬长而去。

那司机倒也不追究,只一路跟着出来,在剧院门口抢先一步拉开车门:“黄小姐请。”

黄裳有些恼怒:“说了改天了……”

话未说完,蔡卓文已打车上下来,摘下帽子冲黄裳微微地一颔首,黄裳又是没来由地脸上一热,那半句话便就此打住,脾气再发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