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安利员[快穿](46)

看看就看看呗，反正都到人家里了。

古旧的楼梯在皮靴的踩踏下嘎吱作响。凌彦小心翼翼避免发出噪音，走在前面的吴乐甫却回头轻松地说：“没关系，小时候我在这楼梯上跑来跑去，跌坏过几次膝盖，家里人都习惯了。”

扶梯是雕花的，被岁月摩挲到光滑，像一件精致的文物，令人无处下手。凌彦试图想象一个淘气的小男孩，穿着短裤上蹿下跳，马猴一样不肯安分，最后跌破了膝盖，却不哭不闹，自己爬起来拍拍灰揪走了。然而这个小孩子与面前高大的男人画不上等号。

吴乐甫的屋子在二楼朝南侧，不大不小的一间房间，红木床，水墨帐子被银钩子挂了起来。很大气、但又很普通的一个房间，没有什么生活的气息，或者奢华的摆设，除了墙边是一架黑色钢琴。看得出是有人时时擦拭的，没有套防尘套，也没有落灰。

凌彦的目光自然地投向钢琴，他想起了舞会上那一曲。吴乐甫也自然地发问：“我小时候，母亲看她的朋友们弹钢琴的样子很优雅，硬是逼着我学的。不过现在也很少碰了。你想听听吗？”

依旧是没什么拒绝的理由，凌彦点头。

他掀起钢琴盖，把双手放上，按下琴键的同时，轻轻哼唱起来。他一发音，凌彦几乎立刻就明白了唱歌好听和专业的区别。也知道了自己的嗓音距离专业还有多远。吴乐甫唱高音毫不费力，高亢嘹亮，而低音也同样婉转动听，百转千回。

吴乐甫弹唱的同时歪着头看凌彦，他的指法那么熟练，完全没必要盯着琴键。而他的眼睛是深不见底的潭水，在阳光无法穿透的黑暗里酝酿了许多凌彦看不透的情绪。

凌彦不知道那首歌的名字，后来他知道了，那是大名鼎鼎的德国钢琴家舒曼的诗人之恋第四首，取自海涅的诗集，当我凝视你的眼睛。

当我凝视你的眼睛，我的痛苦悲伤全部消失；当我亲吻你的芳唇，我的身心狂喜若失。

当我依偎你的胸前，我仿佛置身在天堂；当你说，“我爱你！”我忍不住辛酸地哭泣。

然而那个时候他听不懂德语歌词，只是诧异于吴乐甫悲伤的眼神。

那首曲子很短，歌词也很短，所以一个故事很快说到了尽头。吴乐甫用力地按下最后一个音符，然后放下双手，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看向他。

“弹得很好。”凌彦由衷地夸奖。“虽然我听不懂……是德语吧？……听不懂德语歌词，但是不妨碍我的感受，你的音乐很有感染力。嗯，你唱歌也很好听，很专业。你练过唱歌？”

吴乐甫歪过头，耳朵竟然红透了。“我大学时参加过合唱团。”

被这件事吸引了注意力，凌彦暂时忘记了那个悲伤的眼神和那个不祥的故事。

他们坐在吴乐甫的房间里聊了一会天，没有刻意寻找话题，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吴乐甫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既然改变了想法，估计过不了多久江城就会正式设立公共卫生局，向大众宣传知识。婚姻介绍所虽然有些困难，但也只是时间问题。

吴乐甫还讲了他父母的故事。一个中式家庭的传统君子和一个西方教育长大的淑女，如何在一次偶然相遇后擦出了火花。而他守旧的祖父祖母又是如何不肯接受一个“抛头露面在外工作”、“打扮得搔首弄姿”的儿媳，导致他那君子端方的父亲与亲生父母长达数十年的隔阂。

他们聊天时凌彦就坐在吴乐甫的床上，月白色的被褥柔软光滑。吴乐甫就坐在方椅上，外套早在吃饭时就脱下，只余下贴身的白衬衫，干净笔挺，一片纯净的白色令他时而恍惚，眼前的男人距离近到不可思议。

白色幔帐从他额角柔柔拂过，最后吴乐甫看不下去，把帐子扯到一边，拉着他坐到自己旁边。

直到陈妈敲门打破了一屋子的平静：“小吴先生，林先生，吴先生和夫人在叫你们下去呢，外面下雨了，今晚就住在家里吗？”

凌彦这才意识到外面下雨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透过木格子窗棂看到雨水像泼洒一样顺着玻璃哗啦哗啦淌下去。街道边站岗的军人都已经浑身湿透。行人都撑着伞，或者在商铺门前避雨。拉车的车夫都不敢接客了。

“不了，我们回去。”凌彦看了一会窗外，转过身时，吴乐甫就作出回答。

“那可得赶紧了，天阴沉沉的，越下越大呢。”陈妈一边絮絮地叨着，一边一歪一歪地走下楼。凌彦在她身后多看了两眼，吴乐甫便轻声说：“她是小脚，后来放足了。”

他们回到楼下时，吴父吴母果然殷勤地留他们过夜。吴乐甫淡淡推拒后，便不再挽留，转而要佣人帮他们叫车。吴乐甫拿了一把黑伞，拉着凌彦冲了出去。

雨下得太大，打伞几乎没有用，他们一走出门，黑皮靴就被溅满了泥点，外套、衬衣都被风裹挟着雨水扑湿。

凌彦多少有些心疼刚做好的新衣。不过想想若是穿着长衫根本跑不起来，淋雨淋得更惨，也就释然了。

一路找不到车夫，吴乐甫索性牵着凌彦跑了起来，他们大步向前，不再在意周迎头暴雨和溅起的泥水。

“小林，暴风雨已至。”吴乐甫突然附到他耳边大声地喊。

凌彦不曾与他谈论过外界的局势，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男老师之前经常就北/伐或国外的情形高谈阔论，他两人谈论的却永远是过去，彼此的过去，国家、文化、法律的过去。

绝口不提未来，所以凌彦常常错觉吴乐甫的骨子里其实是冷淡的。

但那一刻，凌彦突然从那句话中听出了冰冷的预感。

第41章 安利催婚

淋了一场雨回去，又是初秋时节，凌彦很担心生病，好在年轻人身体好，火气盛，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又一碗姜汤灌下，便什么事都没有了。

又过了些日子，江城议会果然通过了卫生局和婚介所的提案，报纸上一片喧哗，校园里议论纷纷，支持的人整日喜气洋洋，反对的各个面如死灰。

让凌彦奇怪的是，陈中原的脸色同样难看。

不过想想，他就释然了。大概是因为嫉妒吧，身为前辈却输给了后生。这种被嫉妒的经历，凌彦在从前的生活中从不缺乏，甚至习以为常。

只是发现了对方这样的心思，凌彦不欲触霉头，除了教课也尽量减少了与陈中原的接触。

他也顾不上这个了。由于他在报纸上发的那篇文章，误打误撞成了“性解放运动”的带头人，议会新成立的组织，如何运行，如何制订章程，都要他来操心。除了第四国立大学的教授，心理咨询师负责人，他又挂了个江城卫生局顾问的身份。

婚介所一成立，又掀起了婚姻解放的第二波浪潮。之前所有逃婚被断绝关系，私奔被官方拒绝承认的男子女子都站了出来。凌彦规定了婚介所最低登记年龄是十八岁——未成年他是真下不去手，而且要三个彼此不相识的人用身份户籍担保未婚。

他要来户籍黄册，一庆典才发现，原来江城有那么多适龄男青年还未婚！这怎么行！得挨个询问是否单身，是否愿意登记才行。四国大更不必说，已经被他撮合的都是一对一对的了。就这样，他堂堂正正做起了催婚的事业。

他教给记事员如何将每个人信息分门别类登记好，相近的放在一起，可以介绍认识，传递书信，双方如果合意，再见面进一步接触。这样就省得他事事自己过目。

西班牙语课进展反而没那么顺利。西班牙语学起来本来就困难，学生们又缺乏使用语言的环境，他只能一再降低标准，先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

他忙得脚不点地，常常入夜才回住处。而与他同住的吴乐甫也忙，时常凌彦回来时还能看到吴乐甫屋子里灯亮着，白天也很少能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