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外科手术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能将破损机体进行修补的功效，它直接将地球上最复杂精密的仪器——人体剖开了摊平在你面前。刨除掉我们关于人体的那些无谓想象，这个过程是极具挑战智力和想象力的。我能理解西方中世纪偷偷进行解剖研究的艺术大师和医学先驱为何如痴如狂地躲在墓穴里解剖尸体，因为人体这项造物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心醉神迷，天才的外科医生能独辟蹊径，实验性地对人体进行改造，与它的基本运行规律相搏斗，并进而令这部仪器按想要的方式运作。
为了这种激情，我产生了治病救人的念头。
也即是说，治病救人是在此之后附带的东西，最初的原始的冲动，是被修复这台精密仪器的欲望所占据。
但我现在已知道，这种观念有不能承受的风险。
因为我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回转余地的矛盾：我在技能层面是在修复一部称之为人体的仪器，但在情感层面，我对着的，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会呼吸，会行走，会微笑，会思考，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活过的痕迹的人，也许那个痕迹，还会远远比张旭冉能留下的，深刻得多。
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死在我手里的男孩，因为我不能忘记的是，在我切开他的胸腔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如何修复这台仪器，不是如何拯救这个人，我想的是孟冬和他的索菲亚那些令我肝肠寸断的破事。
我手持手术刀，切开男孩单薄的胸膛，熟练查找心室问题，我下命令，我指挥一场战斗，但那个时候，我想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别的事情。
属于我自己的悲恸的事情。
我后来发现，作为他的主刀医生，我居然连那个男孩长什么样都不记得。我依稀有他很瘦弱单薄的印象，但他的五官如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脸稀薄得就如一层雾气，跟病床上的白色被褥合二为一。
一个在记忆中没有脸的男孩，我却让他的命在我手上白白流失。
这不是良心谴责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我清楚地知道，在拿着手术刀那个时候，我是痛苦得恨不得死去的，我确确实实，在琢磨死亡的事情，就像找到一个解脱苦难的绳索，我想攀援上去，死亡的欲望在那种极端痛苦下，犹若一个诱惑。
但这个诱惑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却发生在我手术刀下的孩子身上。
他就像接收到我关于死亡的信息了一般，都是我的责任。
我不该在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想的却是如何剥夺我自己的生命。
我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没告诉任何人，那就是这么多天了，我每天一陷入深度睡眠做同一个梦：梦里我拿着手术刀站在手术台上，一个看不到脸的男孩瘦弱的躯体在我手下僵硬变冷，他胸口上破了一个大窟窿，而我身边血流成河。
这不是什么好梦，我惊醒后满身虚汗，然后就再也睡不着。
睡不着就开始胡思乱想，想孟冬跟我以前的事，想我们曾经那么好，想未来这种东西曾经也被我规划过，想梦想和幸福其实我要的也很简单，真不算多。
可为什么实现不了？
然后我就长时间盯着自己的两只手，我的手纤长均匀，指甲剪得平整干净，我想我的手上曾经可能把握过什么东西，但想了半天，却还是只有两手空空这么一个答案。
我会突然有种恐慌，怕明天，怕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过，怕得不得了。
天一亮情况就开始好转，好像白天的到来莫名其妙的又让我滋生了些许力气，我渴望着别人来看我，傅一睿、邓文杰、甚至孟阿姨，有人来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好像跟世界的联系又多了一条微乎其微的纽带维系着。
但一到晚上，这些纽带通通断裂。
我害怕睡眠这种东西，更害怕失眠，权衡了一番以后，我决定还是睡眠好点，于是在傅一睿过来看我时，我试图跟他商量着，问他能不能帮我弄点安眠药。
这件事当然我也可以拜托别人，但是这种事一旦进入对答环节，就免不了要回答“为什么要安眠药”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的任何答案可能都会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想象，这样一来，能管他要药而不被盘问的医生，似乎也只剩下傅一睿一个。
但傅一睿听完后却一反常态，没有说话，只是直直看着我，目光深邃中流露出担忧的神色。然后他坐下来，坐的位置比以往的位置要靠近我，我不自然地往后缩了缩，讪笑着继续说服他：“只是安眠药，最普通的那种即可，不难弄到的，你就给弄点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