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么想起来，大概从下雨天发生的那场车祸开始，就让阿奇有了离开的心。
从一个疑问开始，再往上追朔一个可疑的几点，就像游泳池旁跳水台上晃晃悠悠的踏板。此刻的我正踩在这样一块往事的踏板上，奋力往上一跳，就回到那个下着暴雨的早晨。
之前一个晚上，我通宵跟阿奇在一起。我们在寓所里，靠一台光驱老化的电脑磕磕绊绊看完了我们所能找到的奇斯诺夫斯基的片子。我依稀记得，最后播的一张碟好像是《两生花》，音乐很美，既凄凉又肃穆。
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这件事，脑子里来回流淌着这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的脸庞。似乎就像电影里那样，你也有可能作为另一个人在别的什么地方存在着。她则也有可能作为一个观众，在别的什么地方注视我和阿奇之后上演的一系列事件。因此她的脸才会深深渗入我的记忆，象隔夜的瓢泼大雨一样，深深浇进阳台的花盆，致使里面的泥土从此混浊稀滑也未可知。反正我就是这么稀奇古怪地联想着，想像力在此，自由自在作着伸展运动。
看完《两生花》已是翌晨，我们饥肠辘辘地从铺在地板上的草席爬了起来。阿奇打开了通往阳台的玻璃门，一股润湿的雨汽霎时间扑面而来。天空灰濛黯淡，仿佛遭遇何种不幸一样哭丧着脸。下雨了，或者说，一直都在下雨。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多，多到记忆宛如一件湿黏的背心，反手就可以拧出水来。我伸伸腰，略微作了点广播操动作，忽然非常想念起糯米鸡的味道来，这种想念一经打开，就象山洪暴发泥石流倾泻，势必要无法抵挡，要把整个房间都满满地添上。
“我饿了，想吃糯米鸡。”我对阿奇老老实实地说。
“知道了，那我们就去吃吧。”
阿奇是我到目前为止硕果仅存的几个女性朋友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单方面下定决心，决计跟我交好的女孩。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充满着第三者眼光中蕴含的那种无法企及的神秘性，像被废弃在黄土风沙中的古代城墙，或是厚厚冰层下冻结的千年尸首那般令人着迷。我和阿奇在一起，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性格有点孤僻，对接触陌生女性有异乎寻常的障碍――倒不是因为同性相斥，或是对比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孩怀有本能般的抗拒，而仅仅是因为不擅长――就像人们不擅长长跑、打羽毛球，不擅长绘画、记住国外翻译小说中那些长串长串的外国人名一样。总之，我非常非常不善于和同龄的女性交往――既根本不知道如何取悦她们，和她们打成一片；也摸不准什么经验能和她们分享，哪些事情可以和她们一起抱怨。说来惭愧，同为女性，从小到大，我却很少有所谓的闺中密友。勉强算上的几个，都是从小学时代就积攒下来的交情，长大成人后真正的女性朋友，就只有阿奇了。
那阵子我整天整天坐在画室里临摹大卫的头像，画室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两个跟我类似的，有着不同程度的与人交流存有障碍的女孩。这间五十平米间开的画室，属于一个业余的画家、作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所有。这个男人写有几本言辞激烈的教育著作，象收藏艺术品一样把我们这样的人网罗到他的画室里，并收取不菲的费用。他治疗我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我们不停临摹各自石膏像或画册，隔一段时间再自由创作一次，然后不管你画得怎样，都会从他那领点心一样领到一份挖空心思的赞扬。他相信赞扬有助于建立我们这些人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他人的信任，但我却一直以为这种方法对他的帮助可能比对我们要大一些――说到底，我和那两个女孩直到分手，彼此都不太叫得出对方的名字。
我就是在画室里遇到阿奇的。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就像童年时代，隔着一脉流水看到的对岸灯火，只记得那几团大概的光影，却记不得具体是怎样一个境况。我只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还在临摹大卫的石膏像。这个时候，一个身体硕长，头发奇短，打扮得非常中性的女孩闯了进来。她东看西看了之后，直接把手搭到我的画纸上，问：“诶，你一天喝多少杯水来着？”
这就是阿奇问我的第一句话。我本能地反问了一句：“呃？你说什么？”也难怪，谁会在第一次见面时问人家一天喝多少水？莫非喝水的次数隐喻着某种个人的特质？好比亮晶晶的塑料包装纸外贴着的商标，上面如实告知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生产，难不成仅靠着喝水的次数就能判断这个人皮肤的含水量，对生活怀疑的程度，到目前为止忧愁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