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候的吴维以的印象中，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像后来那么冰冷。父亲读书很多，非常斯文，总是微笑着的，对谁都彬彬有礼的样子。他带着眼镜，薄薄的镜片后是一双聪明睿智的眼睛。有什么事情，所有人都会来找他商量。
很多个晚上，父亲把他抱在膝盖上，教他认字，较他算术。他很快的得出答案之后，他就亲他的脸，说：果然是我的儿子，这么聪明。
三岁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那么多，可他偏偏记得。根本忘不掉。
那是他跟父亲相处的最后一段时间。
记得那时候，父亲非常忙碌。他背着很多工具天天上山，深夜才回来，中午也不回来吃饭，母亲就给他送饭去，母亲很高兴的抱着他说：他在设计引水渠的路线。有了引水渠，我们就有更多的水田，种更多的稻子，大家就不会再挨饿了。
父亲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在桐油灯下画画写写。母亲心痛得直哭，却不敢让他看见，背过身去，悄悄往水碗里再加了一勺白糖，然后端给他。
他画出来的图弯弯拐拐的，但是很好看。大队队长看了不满意，说太费人力物力；父亲据理力争，拍着桌子说：不能改，再改的话，水流太急，会决堤的！
第二年开春前水渠终于修好了，大片的田地被开垦出来。母亲还来不及为他骄傲，他已经接到了返城的消息。本来都已经绝望，中央的命令层层下达到沅西，高音喇叭一座山一座山的喊过来：……知青按照工作调动处理，分批予以调回。调动遵循以下的原则……
大返城开始了。
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命运比起来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就是一辈子的生离死别。
父母是怎么生离死别的吴维以不可能知道，只记得父亲临走时说：我会回来接你们。
母亲没有像别人那么哭，她仿佛早就预料到了，微笑着回答：好，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两年半。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发了一份又一分，去二十里地远的镇上打电话，走了一趟又一趟，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地址。
有了地址就好办了，仿佛前景光明一片。谟族姑娘最不缺的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两三年攒下来的钱当作路费足够了，还可以换上两件新衣服。
吴维以平生第一次坐了火车，绿皮火车，车厢散发着新漆的味道。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人，大家提着笨重的行李，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但说话的口音却各不相同。
从西到东绵延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中国的风光一览无余，真是山河壮丽。
从来不曾出过远门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千里奔波，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什么都要钱，偏偏最缺的就是钱。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说话别人也听不懂。城市那么大，街道太宽，路灯太多，商店太多，每样东西都没见过，墙壁上贴着大幅海报，听说那是电影；平时偶尔才能看到一眼的汽车现在满大街都是；小箱子里自动传出来一串一串的声音，据说那是收音机……起初觉得新鲜，一天走下来，看花了眼，迷了路，脚也开始酸疼。母子俩抱头坐在路边的公园里，沉默地看着夕阳缓缓沉下去。
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吴维以开始害怕，拉她的衣角，轻声问：阿妈，找不到阿爸怎么办？
不会的。能找到。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个女人挽着她的手。从容的从公园中的小路上。那种从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表达了“我是这个城市的人”的那种姿态。
那是意料之外的一幕，母亲没有说话，死死盯着他，下一秒就冲了过去。吴维以傻傻看着。他们衣着光鲜，和他不一样。那是一个群体和一个群体之间的差距。他不知道母亲和父亲说了什么，只看到父亲伸手推开她，和身边的女人一同离开，背影消失在夕阳里。母亲蹲下去，捂着脸哭。
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母亲从来没有哭过。她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虽然寨子里人人都在私下议论说“命真苦，男人不要她了”之类的感叹，但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是那种任人轻贱的女人。
可如今她在哭。她瘦削苍白的面庞没有泪水，嘴一张一合，却没有哭出声音，那是绝望的干嚎。她仿佛一瞬间老了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