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早知道刺史要告状的李穆也随着那弹劾奏折同时给朝廷递了一封自辨的奏章。不仅如此，他还派王府属官周昌进京代他自辨。
李穆于奏折中用了一句这一世里不存在的某大唐“明君”的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太子殿下在帮衬李穆自辩时也说了一句写在史书上传世后人的名言：百姓的意愿可疏不可堵。
这一年，太子不过十八岁，李穆更是刚满十七岁而已。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便可见他二人都是目光高远之辈。宣仁皇帝也好，朝臣也罢，都从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人身上看到了朝廷中兴的希望。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宣仁皇帝一纸诏书下来，不疼不痒地说了广陵王几句行事鲁莽。只说既然拆墙的事有争议，且还上报了朝廷，他就该先等朝廷的决断下来之后再动手，不该如此心急。至于被刺史牵扯到“祖宗家法”的拆坊墙一事，皇帝的诏书里竟是提都没提，就这么轻轻地放了过去。
这却不是皇帝放水的缘故，而是因为那拆坊墙之事，引得朝中两派人马一番争论，以至于到了最后，大家都不记得那初始的拆墙之事了，只记得那场争论的内容——这，便是后世称为“民意之争”的那场朝堂辨论了。
却原来，在广陵王和刺史起了争执之初，李穆便派人将二人争执的内容写成告示，张贴于各个坊间的坊门之上。于是一时间，广陵城里的百姓议论纷纷。坊间通文墨的文士们也纷纷附笔，将自己的观点文章张贴于告示旁。这么一来二去，便有人表示，自己的城市自己做主，大家该投票表决这坊墙该不该拆。
于是那广陵王便顺应民意，命各坊官在各坊门下设置投票点。结果一统计，却是吓了广陵刺史一大跳，全城百姓居然有近九成都是赞同拆墙的。
那李穆便号称“民意不可违”，不等朝廷旨下就出了公告，命百姓自行拆墙……
大概是他也知道自己行事鲁莽了，便随着那自辩的奏折又上了一道后世被称作“民意论”的奏书。
奏章里，李穆首次阐述了“民意不可违”的观点，认为朝廷做任何决策都该先问清民意，得到百姓理解和支持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上行下效，事半功倍……
此文一出，朝野上下为之一片震荡。之前世人都认为，治理天下是朝廷的事，百官订下政策后，百姓只要遵从便可。至于百姓是不是能理解，从没人去在意。这却是头一次有人提出，该从百姓的观点来制订政策。
这一役，李穆锋芒毕露。朝中便有人有心挑拨，只说当初该定他为太子才是。
那依旧被人称作“二十三郎”的太子听了此话后却只微笑不语。别人不知，他可是亲耳听到宣仁皇帝对窦氏皇后嘀咕，“亏得没立那小子为太子，他那激进的手段，管一方之地也就罢了，若是管一国之地，国将亡矣！”
可见那一向讲究个中庸之道的宣仁皇帝，虽然选择了支持李穆在广陵郡的“胡闹”，到底还是嫌他手段太过激进了些。
那坊墙被拆除后，不管朝中诸臣有何看法，李穆依旧照着他的想法，让人留下坊门没动。他将那坊门直接改造成了公示墙。凡是朝廷需要百姓知道的公告，以及坊间自行组织的各种活动公告，都会张贴于此。
于是，渐渐的，广陵城的百姓竟养成了一个习惯，出入坊门之下时，总会站住听一听那些蒙童们读墙上的告示。甚至于，到了后来，这竟成了家长们考较自家孩子蒙学进益的一项考试项目——当然，这是别话了。
这拆墙之争，只是李穆和广陵刺史那老头的第一回交手。刺史表面看并没有输，其实骨子里他也没赢。
第二回合，则是为了广陵城的道路规划。
照着广陵王的计划，城里的道路必须得拓宽。刺史则认为，如今既然拆了坊墙，城里有的是可供人穿行的巷道，广陵王这拓宽道路的计划纯粹只是扰民。
于是，广陵王便又将他的计划张贴了出去以征求民意。
那刺史原说拓宽道路是劳命伤财，府衙没有那部分财力支撑，若大王非要修路，就需得增加百姓的税赋。
不想李穆贴出的告示里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有认为自家门前道路需拓宽的，可自行表达意见，甚至可以自行筹款拓宽道路。于出资之人的得益，便是那一条路的命名权。
那广陵城里店铺遍地，道路早已经拥堵不堪。商人重利，早为自家店门前的交通而苦恼了。加上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那铺桥修路是积功德的一件好事。之前各家捐款修路铺桥，最多不过是在路边立一块功德碑罢了。如今不仅积了功德，令自家生意蒸蒸日上，且还能令店门前的道路冠上自家之名，这可是流芳百世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