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杨剪离开了那个村子，却还是没能真正地逃开什么，是不是小孩生来就是要挨打的？会不会全世界都是这样，其他人在长大之前，也是在家里被打个半死，只是不和别人喊疼，那些拉着小孩在街上走的父母也全都是谎，是假装的慈眉善目。
就比如早上楼道里那个小姑娘，也没看见她的样子，说不定她的脸正肿得老高，在出门放炮之前，还被爸妈摁在地上用扫把抽呢！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李白简直要想不明白了。
杨剪却没再多说，满不在乎地跨上车座，要他在自己身后坐好。
又不知道累似的冲了十多分钟，目的地终于到了，不是公园而是一栋粉色的门诊大楼，李白在楼前高仰起头去看，悬在楼顶的红字写着“海淀医院”。好吧，差了两个字，他想。而这医院里也没什么朋友要看望，这会儿挂号的人不算多，两人没排多久，接着杨剪就把李白带到药房跟前要他等着，自己上了楼。
大约二十分钟后，杨剪拿了张单子下来，钱已经交过了，他显然对这一切流程都很熟练，在窗口前站了站，就拎上了一大袋药品。
“我姐有哮喘，一直在这医院看，开药也很方便，”他把药和病历一同塞进背包，“最近她不怎么吃药，可能是因为吃完了吧。”
“你直接问问她不就好了。”
“我不想问。”
“那我帮你问。”
杨剪不说话，似笑非笑地，他拽上李白，出了门诊却没去骑车，而是走去住院楼。都是学生的模样，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怀疑，直接上楼去了重症病区，肿瘤科，一层都是癌症病人。
“你要看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水果。”李白小声地说。
“谁说我要看人的。”
“那你来干什么？”路过的病房半开着门，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过道里也有护士推着术后还没醒的病人刚刚挤过去，李白下意识往杨剪身边靠近了些。
“我喜欢在医院里待着，心情不好就会来走一走。”杨剪的目光扫过在墙角铺了棉被，正在上面缩在一块对着账单按计算器的那对夫妇。他们的眼睛都红红的。
李白恍然大悟：“我知道这个，这就是所谓的‘怪癖’，说不清原因的喜欢，有怪癖的人都是很特别的。”
“是吗？”杨剪认真道，“但说不出原因我就不会喜欢。看看别人的生离死别，我会觉得自己那点破事也不算什么，甚至会突然觉得开心，比如现在。这就是原因。”
“可是我看到他们哭天抢地会觉得更不好受。”李白靠得更近，声音也更小了，他不想让这群人注意到自己，他想在这片浓厚绝望中趋于隐形，“就是书上说的那种‘死亡的气息’，会缠上我！”
“怕什么，”杨剪好像确实心情变好了，手指插进围巾，捏了捏他的后颈，“你这么小，不用想死的事。”
“你就老吗？”
“所以我也没想啊。”
两人已经走到这条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大窗子，阳光筛过杨树的枯枝大把地漏进来，而身后又传来哭声，是一个老妇人头撞上墙，又倒在地上朝病房下跪。
直到过了一周，把年过完，再往这天回味，李白仍然无法理解杨剪的这个爱好。看着他人的惨痛，他只会想起自己的生活同样很糟。
不过这段借住的日子里，他和杨剪的相处还是十分顺利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杨剪真的带他去了海淀公园，和医院也就隔了两条街。公园里面和大路一样，都是空荡荡的，他们在冰面上走了走，冻得不厚，因此走得很小心，杨剪告诉他，六十年代没饭吃的时候这湖里都种了水稻，语气真实得就像亲身经历过。他们还在公园门口买了糖葫芦和泡泡机，李白恨不得一上午就把大一瓶肥皂水吹完，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停，看着一个个圆在空中连着串飘，脆弱的、斑斓的，他幻想它们即刻被冻住，就能在冬天永远保存。他觉得这是真正的开心了，杨剪却用他的糖葫芦把他的泡泡挨个戳破，笑眯眯看他大叫，好像其乐无穷。
最后李白还是把那串糖葫芦吃光了，山楂很酸，糖扎嘴，好像也没有肥皂水的苦味。
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高杰已经离开，杨遇秋似乎心情不太好，杨剪把药放在餐桌上不肯当面给她，她偏偏也不肯自己拿，最后还是李白敲了她的门，把药交到她手中。现在这样莫名其妙的冷战，以及前些天的玩笑和其乐融融，李白搞不懂哪个才是这对姐弟的常态。偶尔当他一个人待着，会听到几堵墙外的争吵，杨遇秋的声音太尖太利了，让人辨认不清，但杨剪发音明朗，说的总是“关你屁事”或是“管好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