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整个青花乡，丁老书记自然不会拒绝。
郑驰乐对丁于飞说：“我也需要丁老哥你协助，首先我们要取土样进行化验，然后再走访各家，问问有没有类似的病例——青花乡很多人去了外面打工，这部分人也不要忽略。等这些材料准备完了，我就往上面递交流行病防疫申请，到时候国家防疫部门就会下拨物资和派遣专家过来。”
郑驰乐前面的话丁于飞还边听边点头，听到后面眉头就越皱越紧，郑驰乐说完后他犹豫地说：“这事恐怕不太好办。”
郑驰乐问：“为什么？”
丁于飞跟郑驰乐说起青花乡的处境。
青花乡大部分人家都姓丁，历任乡委书记、乡委乡长大都是自己人提上去的，因而虽然东西两村屡有纷争，可总体而言还算服管。
导致近年来两村纷争加剧、甚至出现斗殴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两村世仇加深，而是资源的严重缺乏——这个资源包括水源、好田这些“硬资源”之外还包括政策、拨款等等“软资源”，从青花乡小学重修的艰难程度就知道青花乡的状况有多困难！
延松并不是贫困县，相反，县委书记王季伦是个“抢钱”、“抢项目”能手，远远压了旁边的柳泉县一头。
照理说在这样的“强龙”手底下应该不会有青花乡这种贫困的地方出现才是。
可问题就出在王季伦特别强，而他对青花乡又特别厌恶！
这厌恶的起源要追溯到现在乡委公职人员住的这座大院子，原来这大院子原来的主人家就姓王，刚巧是王季伦的爷爷。当时王家一家躲难躲到青花乡，却被青花乡的人举报、批斗、折辱，当时王季伦的父亲在外面经商，听到风声后躲到了海上过着漂泊无根的日子。
恨意却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后来王家被“平反”，王父也带着王季伦回到了延松。王季伦拼了命考上党校、一步步走上现在的位置，他针对青花乡的做法说是“报家仇”也不为过。
郑驰乐听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作为王家的儿孙，王季伦这种做法无可厚非，毕竟这种血仇不是谁都能咽下去的。他师兄吴弃疾那么睿智的人，年少时不也因为这件事而暗恨在心，轻易被东瀛那边挑拨了吗？
可是作为一方“父母官”，王季伦这种做法又有违原则——因为个人私怨而迁怒于整个乡，未免太偏激了。
在那场由举国“反资本、反封建”引发的动乱里面群众本来就很容易被煽动，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就会被揪出来当“资本家”批判，王家遭受的厄难并没有任何针对性。
它是由那个时代造就的。
并不是说青花乡的人就没有错，而是如果要因为这份错误而禁锢它的发展，那么华国大部分地区都只能止步不前了。
所以说王季伦的做法在情不在理。
郑驰乐说：“不管怎么样，该做的我们要做好。他要是不批，那就去说服他；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说服不了他，我们还可以走别的路子，比如直接往上送。”
丁于飞眉头紧皱：“这对你不太好。”
越级做事怎么看都讨喜，虽说王季伦为难在先，但这种动不动就跨过上一级领导往上交报告顺便“告状”的家伙谁放心把你留在自己手底下？
何况王季伦圆滑得很，做事不留把柄，他能找出一万个理由来把事情搪塞过去。
否则丁老书记怎么始终没能为青花乡争取到援助资金？
听着丁于飞把心里的顾虑都说了出来，郑驰乐就明白这个副书记已经把他当自己人了。
只不过他做事可没那么多顾忌，要是王季伦真的连这种申请都要卡住不给过，那他绝对不会忍着。
要是连这种关乎人命的事情都没法解决，他走这条路还有什么意义？
郑驰乐向来乐观，拿定主意后语气也变得非常轻松：“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吗？我们先把前面两步走好再说。”
丁于飞还想说什么，丁老书记已经说：“于飞，听小郑的。”
丁老书记发话了，丁于飞也不再犹豫：“成，郑乡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姐夫现在在县委做事，到时候我央他去活动活动，这事事关人命，他一定会出头的。”
郑驰乐说：“那我们先回乡委那边商量商量，确定好初步的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