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方只会极为粗浅的英语，阮沅又不会孟加拉语，交流起来简直是鸡同鸭讲。幸好有达卡大学的大三男生因为姐姐在此次火灾中受了伤，这才参加了游行。无意间看见阮沅亮出的记者证，便主动前来帮忙做翻译。
经过翻译，阮沅知道了这个穿红色纱丽的女人叫贝妮，今年23岁。和阮沅同龄的她已经是一个5岁男童的母亲了。她的家住在达卡附近的郊区，在城里的一家制衣厂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月薪是六十五美元。
月薪六十五美元，阮沅的心猛地一跳，她一天的零用都不止这个数目。她实在无法想象这点钱如何应付一家几口一个月的开销，甚至还要有所结余。
阮沅又问她的丈夫以什么为生。贝妮说丈夫在郊区种植黄麻。
黄麻是孟加拉国的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但是由于现代纺织技术的进步，各种新型面料的出现，黄麻原麻的收购价已经被压得很低。所以阮沅大致测算出这个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00美元左右。而在法国，贫困标准是每人每月650欧元。两个数字的对比让阮沅心里咯噔了一下。
有喊着口号，手里举着“保障劳动安全”、“抵制血汗工厂”、“提高工人福利”的英文标牌的游行队伍从站在棕榈树下的三人身边经过。阮沅注意到贝妮眼睛里闪过的焦虑和不安，还有淡淡的厌烦。
在孟加拉国，游行罢工都是合法行为，贝妮的表情让阮沅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于是阮沅看向帮她做翻译的男生：“请帮我问问她对游行是什么看法。”
过了片刻，男生有些沮丧地用英语向阮沅说道：“她说其实不希望大家游行罢工，因为担心会惹怒那些外国零售商，撤销服装订单。她和她的家人都感谢制衣工厂，因为有了她的这份六十五美元的月薪，起码可以攒点钱，送儿子去私立学校读书。”
阮沅愣了一下，她并不想批评这种狭隘的“小农意识”，因为如果她处在贝妮的位置上，或许她也会这么想。越是贫穷的地方，女性总是要为了家庭和家庭成员付出得更多。
或许是想让气氛稍稍轻快一些，阮沅又请男生问一问贝妮儿子的情况。
提到儿子，这位年轻的母亲眉目之间顿时闪现惊人的神采，原本木讷的口舌也变得伶俐起来，她甚至略带羞涩地告诉阮沅他们，她希望儿子可以成为一名工程师，做一个体面的人。
原本一直在做着翻译的男生听到这句，有些自嘲地扭头对阮沅说道：“其实我的家庭也不富裕，只是我幸运的有三个姐姐，是她们辛辛苦苦供我念了大学。我学的恰好是机械工程专业。明年我就要毕业了，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体面的工程师。”
阮沅几乎庆幸贝妮听不懂英语了，对于一个在贫穷里捱日子的年轻母亲，梦想实在是太重要了。阮沅不想打破她的梦想。她安慰了男生几句，虽然她也知道自己的宽慰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读书改变命运，穷人永远怀揣着这样赤忱朴素的信念，却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穷人真的因为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至多不过是让自己比父辈过得稍微好那么一点儿罢了，更多的反倒是因为开了眼界，而生出了许多愤懑和不平。穷二代们终其一生追逐的东西对于像阮沅这样出身的天之骄子们，永远是探囊取物一般轻松。
做记者越久，越是会觉得无力，除了如实的记录和报道，她还能做什么？
贝妮因为还要赶去上班，很快匆匆离去，阮沅只能看见她的头巾在风中飘拂，像一小簇火焰。阮沅举起相机，将贝妮纤细的背影摄下。然后才向男生提出希望可以去医院探望他被烧伤的姐姐。
路上，男生告诉阮沅他叫扎卡，他的姐姐在火灾中被烧伤了颜面，而这个姐姐还没有嫁人，他的母亲很是忧心女儿的婚事。当地政府给每位死者的家庭补偿256美元，而像他姐姐这样侥幸不死的，却几乎得不到补偿。
医院就在附近，收治了大部分火灾里的中度烧伤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妇女，躺在病床上，烧伤的地方蒙着纱布，看不见可怕的伤口，但是还是有一些暴露的皮肤上可以看见灼烧后留下的伤疤。因为自知自己的长相过于扎眼，阮沅只能将相机交给这个叫扎卡的男生，请他帮忙拍了一些照片。
医院和菜市场从来都是很好的消息集散地。阮沅幸运地在一些家属和医护人员口中得到了一些零碎的信息。失火的制衣厂还有一家分厂，因为此次事故，缺工人，目前正在招人。
亲历现场一直是作为记者最基本也是最严苛的一项要求，阮沅决定混进制衣厂，亲身了解“血汗工厂”里女工的生存状况。她倒不担心自己在工厂里面会露陷，因为少女时期曾经一度迷恋过服装设计师这个职业，甚至找了找了制版师，吭哧吭哧跟在后面学打版，学踩缝纫机。不过，只是这个身份证件比较麻烦，这里她人生地不熟，似乎办/假/证这个产业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市场，不像她去蔺川旅游时，经常在一些商场厕所的隔板上看见贴的“办证”字样的纸条。哎，不管这个了，牛脾气的阮沅决定先去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