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这种事永远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顾桢不仅不要自己的命，也不要儿子的命，顾垣比不了他。
最开始被打，往往是为了一件事。
顾桢在躁狂期各类欲望都很强烈，首要的就是情欲。他家住的是三层的小别墅，民国时建造的，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造时每间卧室都有卫生间，后来充公，在一段时间充当了学校的公用宿舍，房间也改造得面目全非，文革平反后，这幢老房子又还了回来，顾垣打小就和父母长在这幢中不中洋不洋的房子里，后来他妈去了美国，他和父亲继续留守。
母亲离开时，顾桢的病情并不严重，可如果她以此为名要儿子的抚养权，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没有，母亲自走后就再没跟他有过联系。
他母亲走后，这幢房子里来过很多女人，顾桢个子高，长得也颇有些书卷气，又会玩乐器，有稳定职业，当他处于躁狂期而又不那么严重时，魅力有增无减，俘获了不少女人的芳心。
顾垣几乎向来家里的每个女人都出示过顾桢的诊断证书，让她们离他父亲远点儿。而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都会拿他的话去和顾桢对质，顾桢并不觉得自己有病，相反把确诊他有病的医生骂成是庸医，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把他当病人，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拿着诊断书让女人们离开他时，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这个长相肖似前妻的儿子每每都能激发他性格里最残暴的那一部分。
虽然那些女人都是他父亲的受害者，但并不妨碍顾垣觉得她们愚蠢，有时他甚至觉得把父亲推向这些愚蠢的女人是个不错的办法，至少这些人可以为他分担一些火力。
而当下一个愚蠢的女人准备入驻他家时，顾垣依然会初具他父亲的诊断书。
他毁掉了顾桢拥有短暂幸福的所有可能。
作为对他的反击，顾桢还给了他一些抹不掉的疤。
躁狂期同样旺盛的还有顾桢的购物欲，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买一堆东西，但买来就堆着也不用，他除了给自己买，偶尔也会给儿子买，在九十年代末，他会发五千块钱给儿子买一根萨克斯管，他也会给顾垣买最趁手的键盘，尽管敲击键盘的手还存留着他留下的伤口。
顾桢的薪资微薄，但平反后除房子之外还归还了一些古董家具，父子俩的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一旦日子揭不开锅，顾桢就会去变卖一些家当，等拿了钱，两人的窘境就会有所好转，然后无限循环。
到顾母来信时，家里的东西已经卖无可卖了，家里的房子还被顾桢拿去贷了款，当然还可以起诉银行，毕竟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做出的决定无效，但是如果真的因病申请无效，他俩的父子关系离断绝也就不远了。
顾垣那天一直不想回家，晚饭他在学校食堂吃的，四两米饭，还有两勺白菜，他的饭卡里只有这么些钱了，打饭的阿姨特意送了他一大勺土豆牛肉还有菠萝咕老肉，除了说谢谢，他也实在不知道什么。
吃完饭他一直在附近瞎逛，恰巧走到音乐厅，勃拉姆斯专场还有票在售，他买了最便宜的一档票，买完票他还剩一块钱，兜里的钱他本来打算充饭卡的，那是他未来半个月的饭费。他和父亲都不做饭，两人通常不在一起吃饭，除非顾垣打算在饭里掺药，才会买来饭一起吃。为了让父亲服药，顾垣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后来都不奏效，索性直接掺在药里水里，顾桢后来识破了，他又没免得了一顿毒打。
他拿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当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奏响时，顾垣仍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他的父亲。
他一直在等最后一个理由，他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只要他回家，看到因被拒稿发病的父亲就会把理由给他。
他的座位音质本来就不好，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吵吵闹闹，叽叽喳喳地提问题，他的母亲又溺爱得紧，也不肯管教，后来干脆在音乐厅里进行起音乐科普来。这不守规则又其乐融融的母子实在让人恼火，中场休息时，顾垣实在没忍住让他们安静会儿，那家的妈妈却振振有词，“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不能宽容些，你难道从小到大就一直这么懂事儿吗？”
顾垣小时候被父母带去音乐厅，倒是从不说话的。不过好男不跟女斗，顾垣也懒得跟她理论，索性去前面看看有没有空位。
恰巧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孩子在偷偷摸摸地吃东西，因为怕人看见，显得格外安静，但眼角眉梢都是笑，看起来吃得很开心。
到底是小孩子，光是吃糖就足够开心了，她不光自己吃糖高兴，还认为全天下的人有糖就会高兴，神神秘秘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让他悄摸摸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