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社会曾经广泛存在不举子的习俗，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记载：
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文中的建州即为福建路的建州，位于闽北。可见，当时闽北的溺婴习俗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后，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 。以上是北宋时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赵善俊在当地禁止溺婴，他也指出："建俗生子往往不举" 。李纲《瓯粤铭》："释氏之流，则谓瓯俗生子，仅留一二，余悉溺之。二百年间，所杀几何？因果报应，理宜然" 。其实，这类习俗在东南广泛存在：
"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 。
"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 。
王信在浙东安抚使任上，"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 。
可见，溺婴习俗曾在东南广泛存在，不过福建地区比较著名而已。有关福建溺婴习俗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顾况的"哀囝诗"，该诗写道：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
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
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
唐代的福建被视为蛮荒之区，存在着一些相当落后的习俗。顾况的诗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婴习俗与卖阉童习俗，入宋以后，卖阉童习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婴习俗却保留下来，人们称之为"不举子"。宋代闽人"不举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计产育子。宋代理学家杨时说："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 。根据家产多寡来决定养育多少儿女、 这种观念是很进步的。假使不注明年代，人们很难设想过是古代福建人的观念。这说明古人并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于古人不知避孕，就只好斥诸溺婴手段。《延平府志》论宋代的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 。因为当时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养子的困难，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杀的命运。总的来说， "计产育子"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闽越族居住之地，后来该民族虽然溶化于汉族之中，但他们的遗风对福建汉人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遗产继承，中原汉人是在父母逝世后分家，而福建人只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进行分家："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这样，成年的子女很不愿父母再添弟妹，"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 。"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 。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干脆只养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刘屏山说当地的风俗："何州无战争，闽粤祸未销。或言杀子因，戾气由此招。蛮陬地瘠狭，世业患不饶，生女奁分赀，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门，继嗣无双髫" 。在洪迈的《夷坚志》一书记载了崇安人黄崇的故事："初，崇母既亡，父年过六十，买妾有娠，临就蓐，崇在郡学。父与崇弟谋：'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将不举乎？或与人乎？不然，姑养育，待其长，使出家，若何？'对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举而生之，兄归，须有以处。'妾遂生男。弟遣信报崇，崇即还，揖父于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婴儿出。时当秋半，闽中家家造酒，汲水满数巨桶置廷内，以验其渗漏。崇以手接儿，径掷桶中溺杀" 。这是一个哥哥溺杀幼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福建的习俗。这种观念与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闽北人的独子继承习俗对当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影响。本来，由于中国存在着遗产均分制，地主阶级巧取豪夺获取的大地产，很诀会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对平衡。然而，由于崇安人节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们的财产不易分割，于是这种平衡被打破，宋元时崇安大土地制特别发达。据《元史·邹伯颜传》：元代，崇安县的五十余户大地主尽占了全县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仅有六分之一土地。这说明崇安富人确实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婴的。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着人丁徭役和人丁税。不少地方的民众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而溺婴。南宋的郑兴裔说道："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纳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由于福建历史上多数朝代都有重税现象，所以，负担不起税收一直是产生溺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