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对吗？”
“是。”
检方的讯问过程枯燥而乏味。书记员紧跟着进度做庭审记录，眉头不知不觉越皱越紧。他曾经见过因遭到刑讯逼供而当庭翻供的被告人，也见过文化程度极低、不申请法律援助以至于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员的讯问张口结舌百口莫辩的被告人。不管怎么样，在检察员进行询问时，被告人都会或多或少为自己辩驳几句。
然而魏琳没有。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她一概承认。检察员向她询问谋杀细节，她的回答也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仅仅是坐在被告人席上，机械地如实回答检察员的问题，把一切她知道的、检察员想要知道的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通常在这种案情复杂的情况下，检察员的讯问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她的配合却让讯问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翻了翻手中的文件，检察员又看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显然也对此不大适应。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
乔茵的发问却还在继续：“有多少次？”
“很多次。”魏琳的表情渐趋木然，“我记不清了。只要我醒着的时候他在场，就会开始。”
“也就是说，每到你醒着的时候，他看到了，就会虐待你，是吗？”
“是。”
“你反抗了吗？”
“我被捆住了手脚。”
“那你有没有试图求救？”
“除了SanchezHarris和黄劭，没有别人进出那里。我曾经向黄劭求过救。他没有帮我。”
“你向被害人黄劭求救过几次？”
“我不记得。每次单独见到他，我都会求救。”
“你单独见过他？在SanchezHarris不在场的时候？”
“是。黄劭会负责看住我。”
“你提到过被害人黄劭对你施行了数次强/奸，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SanchezHarris指使他。这也是折磨我的一种方法。”
“指使？是指使还是威胁？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害人黄劭有任何言语或者行动上的威胁吗？”
“没有。他叫他做，他就做。”
“那个时候你还怀着孩子吗？”
没有任何回应。
书记员看向被告人席。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略垂着眼睑，视线停留在自己的手上。她成了石膏像一般纹丝不动，脸上的表情仍旧麻木。
“被告人魏林？”乔茵通过麦克风叫她的名字。
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依然没有动弹。书记员抬眼，看到眼泪溢出她的眼眶，在她微摊的手心摔碎。她动了动嘴唇，过了好几秒的时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是。”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怀着孩子。”
刚刚逐渐肃静下来的旁听席上再一次传来克制的骚动。书记员迅速将目光转向辩护人席，正好见秦森转头低声对身旁的乔茵说了句什么。他特地侧过脸远离了麦克风，书记员便听不到他的话，只能凭借他肌肉紧绷的脸和眼中阴鸷的目光做猜想。
可乔茵没有理会秦森。她盯住被告人席上的魏琳，继续她的发问：“庭前会议出示的证据显示，你在1999年1月31日获救的时候，已经结束妊娠。你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结束妊娠的？”
一滴滴眼泪滚出眼眶，魏琳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仅任凭泪水摔落，迟钝地张合着双唇：“我不知道。”
“那你是以什么方式结束妊娠的？”
她依旧没有即刻回答。
书记员瞥向秦森。他端坐于辩护人席上，直直地盯着她，目光沉黯，腮帮因隐忍而微颤。“SanchezHarris恨我的丈夫。”这时魏琳沙哑的嗓音一字一顿极为缓慢地响起，“他说我和我的孩子，只有一个能活着回去。他让我自己选。他觉得只要折磨我，就会让我产生恐惧，选择自己活命，让孩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