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航海离不开指南针技术，“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里的“针盘”即罗盘，通过罗盘的指针，宋人可以将航向角精确到7.5度。罗盘产生之后，又有了航线记录，叫作“罗经针簿”，比如针簿上说“行丁未针”，意思便是按罗盘刻度“丁未”之间的方向航行，如据宋末元初周达观记录的一条航线：“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即可从温州港到达占城。记录海上地理水文状况的航海地图这时候也出现了，宋人称之为“海图”，从刘克庄诗“莫忆宫门谢时服，海图尚可补寒衣”的描述来看，在沿海港口，用布帛制成的海图显然是很常见之物，唾手可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3. 关于大宋海外贸易（主要是南宋，因为南宋宋室南下了，更看重海外贸易）：
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不过当时的西欧正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会冲击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也因此，宋政府在限制朝贡贸易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海商只要在政府机关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作出巨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赐予官职。
在海外商贸的带动下，沿海一带出现了走私风气——显然，走私可以逃避宋政府的课税。有大臣建议政府出台措施、严厉取缔走私，但朝廷考虑再三，还是默许了走私活动的存在。因为走私不过是沿海小商贩的谋生之路，不如争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严加打击的话，可能会损害整个海外贸易的环境、挫伤商人的积极性：“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若设法禁小商，则大商亦不行矣。”
而对危害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的海盗，宋政府则严加打击，为此，政府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护航。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因为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蕃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宋：现代的拂晓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