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父对许多父亲的印象倒不差。虽然他觉得两个孩子不过是谈恋爱，双方家长正儿八经坐下来交流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可这起码代表这位父亲非常关心女儿。
尽管许父的岳家不怎么样，但毕竟只是许多的外祖家。既然两家人都基本上不来往了，那也就还好。
许父工作也还可以，老牌垄断性国企的销售部经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是发展的好，保不齐还能更上一层楼。这人个性尚可，不是不讲道理没办法沟通的那类人。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评价都不错。
陈父是典型的儒商。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领导专职翻译的位置上辞职后下了海。所谓儒商，本质依然是商人。他会以评估的眼光综合考虑人和事。
许多的表舅是本省一座经济强市的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是一项极为稀缺的人脉。之前许家与这位舅太爷家两边关系尴尬，这不代表后面没有转机。
人与人之间，最稳定的关系是利益关系。随着以许父为代表的许家社会地位提高，李成的逐渐式微；双方力量一对调，这位表舅势必会与许家联系更加紧密。
陈父倒不是要图这位舅太爷帮什么忙。只是人脉在，机会就在。他也算是曾经半只脚踏进过官场的人，岳家又是政界出身；深谙很多事成败与否就在于是否能够跟关键人物搭上关系的道理。
跟个性偏于天真的妻子不同，陈父对自己儿子伴侣的要求更具体更详细。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太清楚合格的伴侣对于一个男人的生活乃至事业是多么的重要了。
一位不合格的妻子，能够彻底摧毁掉一个家庭。
既然儿子喜欢许多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的家庭也还算的过去。陈父就决定顺其自然。毕竟这才刚开始谈恋爱，倘若不合适，谈的日子久了，两个孩子自然就分手了。根本无需家长投入太多关注。
陈父决定拿许爸当朋友相处，拉一拉双方的距离，跟他聊了少年时的生活。他也是农村出身，而且他的家乡因为地处山里，能出产的粮食少，更苦更难。
“我们那里，两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山里头能长什么啊，都是山芋。我父亲去世的早，全靠我母亲一手把我拉扯大。山芋吃多了烧心啊，人胃里头酸水直往上头涌。我母亲就跟着人，把山芋切成片晒干。那种独轮车，一装都是满满的。一百多里路，硬是靠脚走，走出去跟外头换米换面，换鱼吃。”
许爸对他说的倒是有点儿印象。港镇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即使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跟交通不便的周边山里比，港镇的生活还算是富庶的。
那时候，山里人推着山芋干、个头小小的毛栗子还有一种用竹子竹叶跟木头做的大约一尺长的小喇叭，上面用染喜蛋的颜料涂了色；到港镇各个村子里头换米换布换鱼。
许爸少年时的记忆里，就有那种小喇叭，竹子好像是劈开的，中间斜斜插着竹叶，最外面尾巴则是薄薄的木片围成的扩口。吹起来特别响，“嘟嘟哒哒”的，一个喇叭能唱起一台大戏。
那时候，他父亲刚刚过世，与母亲跟哥哥相依为命，心中满是恓惶。那热热闹闹的喇叭声给了他莫名的抚慰。
许爸疑心自己可能见过陈卫东的母亲。因为走出山来换东西这种事，通常都是家里的壮劳力来做，里头女人罕见。许爸的印象中就有个身材瘦小的女人，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收拾的非常利落。
曾经一度，那女人每次过来换东西都会上许家喝水歇脚。她还送了许爸一个小喇叭。让尚不满十岁的少年非常欣喜。
许奶奶因为有丈夫的抚恤金，又住的离娘家近，受到自己弟弟的支持，日子尚可。丈夫生前的单位工会领导千里迢迢来慰问遗孀时，带了当时特别稀罕的大白兔奶糖。
许奶奶特意抓了一把给那女人，怜惜对方的不易。
许爸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奶糖他也只吃了一颗。剩下的后来去哪里了，他始终无从得知。
许爸没有问陈父，当年他母亲回去后是否带回了一把奶糖。那微笑着递给他小喇叭的妈妈，他并不希望还有其他的身份。
不知何时起，那女人就不登门了。因为村里人说她跟许奶奶是寡妇凑成对，许奶奶冷下了脸。
那个小喇叭也被许奶奶老羞成怒之下，丢进了灶膛。
陈父还在唏嘘感慨当年的不易。
那时候，市里头的外国语学校到各个公社寻找好苗子培养。他们公社推举了他去参加考试，他这才算是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许爸突然插嘴道：“你是哪一年？我大概是1969年的时候也参加过。”
陈父愣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这还真是，我也是1969年去考试的，上小学三年级。我们老师喊我去的时候，我还在家里头削竹子做喇叭呢。”
许爸也笑了，点点头道：“我也是，队里头分鱼，我正在抓阄呢。不过考试的老师说我地方口音重，把我给刷下来了。”
陈父给许爸杯子里续了水，没接这个话茬。他当年也是要被刷下来的。他们那个公社横跨了两个省，他家恰好就在隔壁省。上头就以他不是本省人为理由，要把他刷下去。
陈父的寡母，将家里所有的粮食布料以及任何能够算得上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统统包包扎扎起来，一路送礼。包括她在外面换东西，人家看她可怜，特意给她儿子的一把奶糖，也全部拿去堵公社干部家孩子的嘴了。
干部还是不松口。陈卫东的母亲拿着把柴刀堵到了人家家里，你放不放我儿子去上学，不放我今天就交代在你家里头。
愣是凭着这股子不要命的狠劲，她将唯一的孩子拱到了城里去上学。
陈卫东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却在那个“我穷我光荣”的年代有自己朴素的生活观。要真是穷的光荣，为啥那些村干部公社干部家里头都过的比一般老百姓要好啊。人饿了就要吃饭，人冷了就得穿衣。国家肯培养她儿子，她死也不会让人挡了她儿子的路。
家里最后的一点儿粮食全部被母亲做成了儿子离家前的最后一顿饭。陈卫东去上学了。母亲却在生产队下田干活时饿晕了过去。
要不是同队的妇女过来倒水喝看到了，她人恐怕就这么倒下去了。
这事，母亲始终瞒着陈卫东。陈卫东直到半个月后实在想家，趁着学校放假走了上百里路回家看母亲，邻居说漏了嘴，他才知道。
他在学校是包吃包住的，一天三顿，有干有稀。他的母亲却在家里饿的挖草根果腹。
陈卫东自此以后每逢周末必回家。他每天藏下一个半馒头，偷偷炕干了做成馒头片，然后礼拜六晚上上完晚自习，开始离校，一路走回家。回到家，他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跟母亲简单说说话，然后再度走回学校。
他跟母亲说，他是从学校吃过早饭，搭学校的车到公社，然后才走回家的。下午忙不迭的走，也是要就学校的车，人家到公社是办事呢，他搭顺风车的，不能让人老等。
学校里什么都好，每天饭菜都是满满当当。他爱吃大米饭，不喜欢馒头，只好晒成干带回来给母亲。母亲连忙教育他要艰苦朴素，不要学资本主义，贪图享乐。
那时候没有双休，一个礼拜就放一天假。陈卫东这么不休不眠，又省吃俭用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吃得消。
他们班的生活小组长方敏，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很快发现了他的不对头。这人思想腐蚀，竟然嫌弃社会主义的白馒头。她组织了一帮同学教育帮助陈卫东。结果她还没慷慨激昂完，陈卫东就从椅子上滑下去，晕倒了。
方敏吓坏了，她就是想帮助无产阶级的同志啊，她没想把人给批斗倒啊。她哭哭啼啼地跑去找了生活老师。见多识广的老师一杯糖开水灌下肚，陈卫东又悠悠转醒。
这时候，参与的同学早脚底抹油，溜了。光剩下一个脸上泪痕还没干的方敏。
后来，帮着陈卫东晒馒头片的人，多了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方敏。后来，送馒头片下乡的人成了方敏父亲的警卫员。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军队开始逐步接管地方事务。方敏的父亲是军区干部，他的警卫员每个礼拜都要去各个公社送各项指示。
警卫员跟领导家属都熟悉，方敏才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警卫员就一口应下了。他巴不得领导家的千金能给他多找点儿事呢。
陈卫东的母亲开始怀疑儿子是省下自己口粮给她吃的时候，送馒头片的人就成了部队里头的人。她每个礼拜天都收拾的整整齐齐地去公社，等儿子托人带回来的东西跟信件。
信是儿子跟他的同学写的，先问她好，然后交代了这一个礼拜都干了什么，保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遵循伟大领袖的指示；最后让她注意身体，儿子在学校一切都好。
所有人都说，她家卫东有大出息，肯定是被大领导看上了，要好好培养。没看到国家连她也一并养起来了嚒。
因为寡居，家里少了个顶梁柱而明里暗里受了不少欺负的母亲，一下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那个年代的人，也会嫉妒，但对于国家充满了敬畏。被国家培养的陈卫东跟他的母亲，就只能看着羡慕两句，一点儿小动作也不敢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