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女再嫁之财阀的宠妻(69)

薛沛杒一边逼薛汇槿，一边游说马姨娘。马姨娘因为薛成贵病倒已经如惊弓之鸟，现在薛家大厦将倾，还强留苏羽茗这个红杏出墙的**有何用？因此马姨娘也数次以死相逼，要求薛汇槿将她休弃。

两相权衡之下，薛汇槿不得已只能亲手写下休书，以“淫佚”之由将苏羽茗休弃，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薛沛杒拿到休书后，开始安排弱化苏羽茗的罪名。苏羽茗和叶赐准是拴在一起的，她脱罪也证明叶赐准脱罪，旭王必然动怒。因此两人的苟且之罪，不能帮其完全洗掉，只能将其弱化。

一枚腰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探子也没有亲眼见到些什么，只是刺探到叶赐准曾经数次深夜出入瑞和居，既没有待多久，更没有留宿。因此两人只是有暧昧，还不到有实质性偷情行为的地步。

叶赐准作为曦王阵营的得力干将，曦王宁愿牺牲掉一些个人威望也要将其保下，因此数次入宫面圣，为叶赐准求情。泓远帝权衡之下，默许了大理寺的结案奏折。

叶赐准因监管不严、行为不检，贬为正五品靖南道离州刺史，剔出朝堂核心。薛家是忠臣之后，念在薛淳樾年纪尚轻不谙世事，且走私之物已悉数起获，并未造成实质损害，从轻发落，科罚金白银三万两，流放靖南道儋阳府。

苏羽茗既已是薛家弃妇，而且薛家也没有再多诉求，本可从轻发落，但其意图勾引的对象不是普通庶民而是朝廷命官，严重有违礼法，挑战道德威权，须以惩戒，着杖责三十，籍没入道观修行，无令不得脱籍。

薛沛杒从海州府衙大牢提领苏羽茗时，她已奄奄一息，因此只能休养半月后再出发赴长兴。前后耽搁了不少时间，待薛沛杒驰回长兴复命，并安排她在长兴南郊元清观入籍修行时，已经过去了月余。

叶赐准自大理寺定案后即日起便要离京，出潼关、入渭水，一路向东，行至荆南道荆阳府后再转向南，直奔大业国南部边境靖南道，然后过海峡，奔赴位于离岛的离州府。

叶沁渝想尽办法想让两人再见一面，但是法令如山，他走他的阳关道，她走她的独木桥，两人最终还是缘悭一面。

而薛淳樾便在海州港出海，扬帆南下，直奔位于离岛的儋阳府。从此，叶沁渝只是一位远在长兴的故人，和他再无半分瓜葛……

离岛是孤悬于大业最南部的一个海岛，岛上仅有两个州府，稍大一点的是离州府，小一点的是儋阳府，均隶属于靖南道。

叶赐准从长兴出发，行程自然要比从海州出发直航儋阳的薛淳樾长，待他到达离州上任时，薛淳樾已经到儋阳生活了一段时日。

大业国的流放制度，即徒刑，分上中下三等，获上等徒刑者，赴流放地后是自由的庶民身份，与当地百姓没有分别，可以自由寻找谋生手段，在此成家立室，只是不得离开流放地；获中等徒刑者，也是庶民身份，但是要统一听从当地府衙安排服徭役，只是可以获取微薄报酬，徭役之外可以自行谋生，算是半自由身；而下等徒刑一般与籍没入官配合使用，即流放到当地沦为官家奴仆，任凭官家差遣，形同奴隶。

薛淳樾有敬王庇护，自然是上等徒刑，等于是换了个落后的环境禁足而已，但苏琦父子就不同了，僭越之罪，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因此获罪下等徒刑，被安排在儋阳府衙修筑水利的劳工队伍里，日子甚清苦。

对薛淳樾的流放生活，薛成贵早有谋划，不仅打点好押解人员，还私自请托相熟的行商带了银钱到儋阳交给薛淳樾，以作他在儋阳的生活所需。还修书与他，说待风波一过，便亲自到长兴，与敬王商议救他一事。

自鼎泰丰出事后，薛淳樾还没来得及应对便被一连串的打击压制住，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薛成贵虽然没有在信中多说，不过他也明白，包括鼎泰和船行在内的薛家家业，必然已经易主，被薛汇槿收入囊中。

这些，他都可以不在乎，他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吃现成，而且照薛成贵的偏袒程度，薛家最后是不是他的还是未知之数，所以他从小就懂得靠人不如靠己的道理。自他十二岁进入船行时起，便四处闯荡，目的就是尽快熟知商业运作，好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变故做好心理准备。

即使他一无所有，都不会在意丝毫。

但是，失去了叶沁渝，却令他痛苦不堪，他每天都处于懊悔之中，为那些忽略过她的日夜懊悔，为出事前自己夜不归宿懊悔，更为自己没有意识到危机，使她一度陷入险境而懊悔。更何况，一手制造这场悲剧的，居然是自己的两位兄弟薛汇槿和薛沛杒，这种被亲人背后捅刀的感觉实在太过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