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橙(226)+番外

“其中, 虽年代久远，但证据1的内容可以侧面证实，被告舒沅女士, 实际曾多次在毕业寄语和同学录中留言，并无被全班抱团排挤的迹象，相反，还有个别同学反复对其遭遇表示鼓励与同情，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问题显然存疑；证据2-5，则建构起一套具体的行为逻辑，被告是如何从真实事件中不严谨取材，并以此牟利，包庇纵容，不顾昔日同学情谊，是显而易见的！”

对方话音不高，但抑扬顿挫。

一套慷慨陈词下来，包括法官在内，各审判员均面色凝重。

直至轮到顾益华律师对证据质证时，复才齐齐抬眼，满面考究意味。

“首先，原告所出示的证据1，无论是从证据的来源，还是实际有效性上，都仅能证明，或许有某一段时间内，被告曾被有限度的接纳进班群体，个中理由，在其书《Fight myself》英文原版第98页已经写到，‘我开始意识到人类是很奇怪的一种群体，当他们以自我认同为标杆建立小群体时，带有天生的排他性；但当他们被呼告需要团结一致对外时，也能心照不宣的把你团成一个分子、一枚必要的零件。仿佛只需要两句留言，三句安慰，就可以轻描淡写的把自己撇清，换来你的诚惶诚恐感激——于是我顺从了，因为厌倦。’这样的特殊性不能抹灭我方主张的普遍性日常情境中存在的欺凌，亦不具备充分的客观性。

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当年的跳楼事件虽客观存在，但如不是豆瓣高楼将其对号入座，少有人会将这一事件与原书紧密联系起来。在此顺带一提，经警方档案，实际可以看出，当时叶某华同学选择轻率结束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无法面对自身对我当事人造成严重身体损害、将面临民事诉讼的情况。虽当时，因学校和各方施压，我当事人未能留存证据提出诉讼，但警方调查足见当时确有此事，望各位审判员审慎看待。证据3与证据4同上，关联性不认可。同时需指出，原告所援引证词的编剧本人，在版权改编的会议初期，就已经因为和我当事人产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团队，其证词难免具有主观故意的先入为主，真实性存疑。”

与对方的慷慨激昂不同，顾益华律师言辞恳切，态度平静，一副胸有成竹的淡然模样，引得法官不住小幅度微微颔首。

舒沅见状，高悬的心随之微微落定。

然而对方手握的“证据”及相关证人显然不仅于此。

片刻过后，审判长起身示意，“原告继续出证。”

很显然，与舒沅的“捉襟见肘”不同，随着舆情对该案的关注指数增长，居高不下，叶文倩等人，已然与学校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共生”关系，获得了一定的“赞助”。

原告方代理律师后期排布出的证据5-11，概都取材于当时的学校档案，试图再度论证校园生活的“和谐美满”，却被顾益华律师一一以太极四两拨千斤驳回。

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一时间□□味十足。

末了，原告方在简单休庭商议过后，选择举手示意，申请证人出庭证言。

“我方向法庭申请，传唤证人聂耀国，即双方当事人当年高三班主任出庭作证——”

*

分明是再简单直白不过的流程，甚至早已做好直面的心理准备。

舒沅仍蓦地怔怔当场。

连紧握掌心的手机频频小幅震动也一时不觉，脑子里的情绪轰然纷乱，说不清到底是该先庆幸自己没在打扰老朱之余，再去叨扰这位班主任，还是难过，虽然早知道叶文倩他们会拿学校的事做文章，也没有想到，聂老师竟然会答应直接出庭作证。

她本以为自己不至于这样“万人嫌”的。

“……”

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口闷气哽在喉口。

她忍不住回头去看法庭侧门，试图找见蒋成匆匆入内的身影，然而那里空无一人，就连手机也“偃旗息鼓”，再无动静。

只有孤零零数条短信，躺在她收件箱里。

发件人无一例外是宣展。

话题围绕着道歉，颠三倒四的中文语序，以及最后，丢下句没头没尾的，“我会安排他们尽快过去，希望那对你有帮助。”

帮助什么呀？

与聂耀国入座证人席的同时，她靠向椅背，沉沉叹出口气。

不远处，聂老师看起来六十来岁年纪，微胖，啤酒肚，戴着副文绉绉的银边眼镜，倒也与她记忆里，当年那个苦口婆心、劝她不要与人为难，最好能和叶文华“重归于好”的伪善面孔堪堪重合，别无二致。

他正按照程序自我介绍：“我叫聂耀国，57岁，汉族，上海市城南中学骨干语文教师，是原、被告当年高二至高三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