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回书桌前，翻出两本手抄的书册，一本是《性理字训》，一本是《千字文》。
“从纲领开始，先读大段，然后大段分小段，小段分细段，每天通读三百遍。从明天开始，一日记诵一小段，隔一日背诵给我听。”
把两本书交给丫头，孙先生踱步至屏风前，捋一捋胡须，朗声道。
傅云英翻开书册，一目十行，《千字文》她以前背过，略读个几遍应该能重新记诵，倒是《性理字训》她没学过。
她合上书本：“学生谨记。”
孙先生教傅云启和傅云泰也是这个法子，先从背书开始，不用明白字句的意义，从头到尾背下来，背得滚瓜烂熟，不论先生从中间哪一段起头，他们必须能立刻接上下一句。如此背个几个月，先生才开始细讲段落的涵义。
本朝规定，八股文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八股文的题目全部取自其中。想要飞黄腾达，就得考科举。科举考试最重要的就是写好八股文，而想写好八股文，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本朝规定阐释题旨只能依据程朱理学派学者的传注，写八股文，只看程颐、朱熹的解经之法，每一个字，每一句言论，牢牢遵守程朱理学的规范。
黄州县文风不盛，一般人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能考中秀才就心满意足，考中举人那是祖上烧高香的功德，全家都能跟着鸡犬升天。考中举人之后，大部分人选择凑钱疏通关系觅个肥差，很少有人继续苦读，把精力投入到会试中去。
一来，江南的考生个个学富五车，届届包揽进士一大半名额，剩下的由北直隶和各地省府的学子瓜分，边缘偏僻州县的学子不管是学识还是眼界都比不过他们。每届会试，全国各地的学子齐聚京师，群英荟萃，个个出口成章，才高八斗，乃人中龙凤。跟人家比，小地方出去的举人连张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和他们竞争。二来，考进士花销太大，之后应酬来往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寻常人家实在负担不起，也只有富庶的江南学子能够随心所欲地挥金如土。
去京师参加会试的偏僻州县学子，要么是自负才学，觉得自己八成榜上有名，不甘心就此放弃。要么就是家境富裕，不愁钱钞，想借机出去见见世面。
也就是说，考中秀才，读书的目的达到了。考上举人，完全是意外之喜。像傅云章那样年纪轻轻中举的，黄州县只有他一个，县里没有先生敢教他，也教不了他。
这种情况下，先生教授的课程基本围绕着童子试和乡试，除四书五经之外的书不教。学生们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读其他书上面，每个人的案头只有四书五经。反正只要把这些书记得熟烂，县试、府试、院试肯定能顺利通过。
《小学集解》、《幼学琼林》这之类的只是最基本的启蒙读物，课堂上主要先学《孝经》、《大学》、《中庸》，然后是《论语》、《孟子》，至于其他杂书，课堂上先生不管，学生平时可以自己阅读，有不懂的地方请教师长。熟读四书后，再开始接触《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
老庄之学是邪门歪道，先生不仅不教，也不许学生读，等他们把基础打坚实了，才准许他们涉猎。
族学里的老先生和孙先生的教法都是如此。不同的是族学的老先生喜欢抠字眼，字字句句都按着注解讲，不许学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孙先生毕竟是参加过乡试的人，比老先生略开明些，不过因为他是傅四老爷请来的老师，学生如果学不好，是他的失职，因此他比族学的老先生更为严厉。
傅云英不用考科举，孙先生对她的要求和傅云启、傅云泰的不一样。
但到底哪里不一样，傅云英也说不上来。说先生不严厉吧，她哪天如果稍微马虎了一点，他立刻能从她的字迹中看出来，当天一定会多留一份功课惩罚她。说先生严厉吧，他又对她偶尔曲解古人注释的事视而不见，仿佛对她听之任之的样子。
还有一件让傅云英哭笑不得的事：在征求傅四老爷的同意后，孙先生一边让她熟读启蒙读物，同时跳过《女则》、《女训》，改而教她《九章算术》。
原来傅四老爷想要傅云英学会记账，将来好帮他料理铺子上的事。听说《九章算术》是教算法的，他强烈要求孙先生把这本书加入课程之中。
背诵是傅云英的强项，《声律启蒙》七八千字，《训蒙骈句》六千余字，她每天背诵一段，读了半个月后，基本能倒背如流。《九章算术》其实也不难，她背过《九九乘法歌诀》，学起来还算顺利，但是孙先生明明知道账房们学的算术法和学堂里研习《九章算术》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还听从傅四老爷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