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常青嗤之以鼻：“你太小看我了，我可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蠢货。”
郑彬放下心来：“那就好。”
说着，已经走到了两人的面前。常蓝和叶玉书急忙站起来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
他们看了一下，坐下来，将买来的饼干、果脯、蜜饯等等全部打开，然后又将矿泉水打开递给另外两个人。扰攘一番，总算安定下来。
申常青抬头看看硕大的月亮，喟叹：“月到中秋分外明呐，真是每到佳节倍思亲。”
常蓝关心地问：“想家了？”
“是啊。”申常青出了会儿神。“我家在西安还是鼎鼎有名的。我父亲当年参加过延安保卫战，掩护过共产党、党中央撤过黄河。”
其余三人都来了兴趣：“哎，讲一讲，讲一讲，原来你家还有这段革命历史。”
申常青也不推辞，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口。想起家，他心里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我家原来在陕北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我父亲是独子，却跑去参加了红军。按理说我们家应该是安全的了。可特别好笑的是，事情完全相反。共产党来了，我们家人要跑上山，因为我们家是地主。国民党来了，我们家人也要跑上山，因为我们家是红军家属。一开始，老乡们还跟着我们一起跑，想着凭着我们的特殊身份，大概会安全一些。跑了几次，这才发现，跟着我们反而更危险，也就不理了。最后，只有我们，不管是国共哪一方面军队来，都得跑……”
叶玉书和常蓝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申常青很得意。
“我父亲算是陕北的老革命了。当年国民党进入延安，我父亲带着一团人马在山上阻击，吸引国民党军队追击他们，掩护中央机关安全撤过了黄河。打到后来，弹尽粮绝，我父亲要全体下属分散突围，各自回家隐蔽起来，待大部队回来以后再出来集结。当时我父亲一个人悄悄攀着野藤溜下悬崖，差点摔死，不过倒是躲过了国民党的搜索。后来才听说，最后突出来的只有5个人。我父亲还悄悄渡过了黄河，找到了中央。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我父亲的上级说，当时撤退的时候是命令我父亲坚守延安打游击的，既然如此，哪怕部队只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他也要坚持留在延安。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又偷偷渡一次黄河回来。他一直在延安地区打转，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活着等到了解放延安。”
两个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毕竟这是他父亲的亲身经历，比那些电影电视要亲切可信多了。
申常青口若悬河，欲罢不能。
“后来解放了，我父亲到了西安，也算是有名的老革命了。他当时身居高位，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之一。不料，我家在当地划成分时却被划作了地主。我奶奶托人捎信给我父亲，把这情况一说，我父亲不干了。他向上级提出辞职。我们家当时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是男人，也就是说虽然我家划做了地方，却找不到人出来戴帽。我父亲就说他回去戴这顶帽子。上级领导一看，也觉得不对，便向我家乡发函，希望改划我家的成分。我家乡的政府回函说，不行啊，这家是我们这里方圆几百里最大的地主，他们家的地最多。如果他们都不划地主，那我们这里就没有地主了。最后领导也没有办法，商量半天，只好通融一下。我们家仍然划作地主，但没有人戴帽。这是当时特别滑稽也是唯一特殊的一家。”
申常青停下来喝口水。常蓝兴致勃勃地问：“后来呢？后来呢？”
“后来，我父亲就一直在西安工作了。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和他那些老战友全被打倒了。那时候，所有的造反派都要揪斗我父亲。接着我父亲就靠边站了。那时候，我父亲和他那些老战友，除了被批斗外，就是天天扫地扫厕所。那时候天气又热，我父亲他们年纪又大了，有些在战争年代还受了不少伤，身体十分差，整天扫地，也累得不行。我父亲很聪明，渐渐想出了办法。他主动要求扫厕所。你们想，厕所跟外面比，不但脏，而且臭，当然谁都不去跟他争。”
申常青津津乐道，看来很得意他父亲当年的智慧，讲到后来，手舞足蹈，声情并茂。
“我父亲每天早上都人带着一块塑料布进去扫厕所。他先把厕所打扫干净，然后把塑料布铺在地上，躺下去，就可以睡个午觉。中午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造反派们都在休息，谁也不会去上厕所。里面又阴凉又安静，真是舒服极了。后来，那帮老干部都知道了，就都要抢着扫厕所，最后只好排班，轮着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