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不去挖政治历史，不磨磨叽叽说情感原则，而从《召南·小星》起来说一些社会民生的话题。《小星》是一个位卑职微的小吏，对自己日夜奔忙的命运，发出不平的浩叹。
静谧的夜晚，万户入眠的时候，忙于王事的小吏独身夜行，与他相伴的只有天边的星辰。小吏初醒，睡眼惺忪，只看见天边有星，看不出是什么星。所以诗的开头只说“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当他渐渐清醒，才看清楚那是参星和昴星。他想起自己，离开妻子，抛开香衾与暖裯，虽然是谨奉王命，不敢懈怠，但仔细地去想，有人息偃在c黄，有人肃肃宵征，际遇天差地远。如果不以同人不同命来自慰，真不知如何排遣心中郁郁。
“小星”还有个美丽的隐意——小妾。这样美丽的误解多得古时一帮诗家的臆断，他们认为“《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十足的腐儒之见啊，让人无可奈何，只得以时代思想有局限为借口原谅他们，免得气坏自己。幸好这种怪论，古时就不大被人认同。
李商隐《为有》诗云：“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孤负香衾事早朝”。有人说诗意是从《诗·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蜕化而来，也有说李诗从《小星》“抱衾与裯，寔命不犹”发展而来，亦可。从家中家人方面来说，妻子怨丈夫不同共眠，谓之孤负香衾；从行役者的角度来看，则是自伤“抛却衾裯”。由此可见李商隐显然也是认为《小星》是小吏自伤命苦的诗。
小吏并不比普通民众好多少，他们亦只是民的一类，好像花池里的花，只是相对的拔节而出。自古以来“民”就是个强大而卑微的概念，说它强大是因为民众担负起一个又一个个王朝，建立它们又毫不吝啬地摧毁它们，历史的真正推行者不是被时间选出来站在风头浪尖的英雄豪士，而是民众；说它卑微，是因为在以前的中国，民连独立的概念都没有，常被呼之“生斗小民”，小就算了，被人提及还是以生斗计，简直像米铺里的掉在地上的米粒一样不值钱。民众的包容性太大：奴隶，自由民，小吏，甚至是官员，某种程度都可以称其为民。若转换了王朝来看，那先一个王朝的帝裔，在新的统治者看来，也只是民众。
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上交，剩下的不够一家人裹腹。这种际遇是相对自由民而言，若是奴姬，则更卑贱，完全没有所谓人身自由，个人价值，等同货物嫁妆。古希腊更离谱，只要奴隶主们商量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拿来交换奴隶的，比如盐。
幸好个人的自尊心会帮助人主动忽视这些，在心里建立一个比较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人不到走投无路精神崩溃的地步，这道心理屏障都是不容易被拿开的，人总是自尊多过自弃。即使口口声声自称小民该死，也不会有人真的自认小民，甘心命比旁人贱三分。或者干脆如奴隶一样认命。
臣服在命运之下，认定是老天安排，不仅仅是懦弱的表现，它更是人的一种自我保全意识。
世大夫可以用一匹马，一匹丝绢换走一个或几个姬妾。像绿珠那样的倾城之色，身价也不过三斛明珠。现在随便一个女子，哪怕你拿着一麻袋明珠，想换她永远以身相许都不太可能，更毋论想她为你死。
至于男奴隶，身份就更卑贱。秦穆公时大夫百里奚，是名门之后，更是一代名臣，可这名臣的身价却非常低，只值五张羊皮，因为他曾经是个奴隶。
百里奚的身世说起来那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要追溯到周初时才行。周武王封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二儿子虞仲的子孙在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北）。春秋时，虞仲有个后人叫奚，因住在百里乡，又称百里奚，他在虞国任大夫。公元前655年，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和虞君都当了晋国的俘虏，成了奴隶。这时，秦穆公向晋献公求亲，晋献公就把女儿嫁给他，同时把百里奚也作为陪嫁的奴仆之一送往秦国。百里奚不甘心做奴隶，就在半路上逃跑了，可不久又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国的奴隶。秦穆公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一直留心收罗人才，他听说百里奚是个有才干的人之后，决心把他追回来。他怕用重金去赎会引起楚国对百里奚的重视，就按照当时奴隶的身价，用五张羊皮把他作为逃奴赎回来。秦穆公同百里奚交谈后，对他大加赞赏，封他为大夫，随时向他征询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