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中女子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与礼的矛盾，以及夫权对女子的压迫。古礼认为女子嫁人，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这位女子开始时是在集市上与一平民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的，后来又乘垝垣相望，显然与礼有悖，终遭丈夫的休弃，受尽兄弟讥讽。她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与礼教产生直接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白居易诗里的女子也一样。她跟随男子到了夫家，以为是找到依靠，追寻了自己要的幸福，不料却因为是私奔而为人所不耻。她的公公婆婆轻贱她：“聘则为妻奔是妾”，说的够直白，够伤人。甚至说她不配主持祭祀，给祖宗献祭，因为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子祖宗不会喜欢，我们家也不承认有这样的媳妇。可就是这样，那女子受尽委屈，却没有胆气说什么，一直在忍，直到忍无可忍。原因正在于，她离了这男子就没有生存的地方和能力——“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礼教所缚，一旦离了男子，便是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所以即使这男人再不中用，有了他在人前也好像有了块遮羞布——你毕竟是个有人要的女人，而不是没人要的人。亦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时的女子宁愿守着一个男人一辈子当怨妇，也不愿被休下堂当弃妇，而且一旦被休就好像性命攸关的大事那样。
白诗的开头，女子用比兴的手法来说明了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危绝到不可挽回——“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接着，女子追忆起当初年少时一见钟情的美好时光。《氓》则把追忆放到了最后，最后一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回忆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
必须要赞的是。《氓》充分运用了赋比兴交替使用的手法，时时注意情与景的结合，它首先让我们窥见古代集市贸易的一个侧面，然后又让我们感受到古代嫁娶的简单礼俗，特别是将一条淇水作为背景贯穿全诗，显示了构思的严密与巧妙。如“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写相恋时的依依不舍；“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写被弃后再涉淇水返回娘家的情景；“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则以生活中所经历的印象最深的场景兴起内心的感情。同渡一条淇水，随着主人公前后处境的不同，心境是随之变迁的。此情此景应了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大凡先好后坏的境遇总让人有不堪回首之叹。昔日的妙龄少女，竟成下堂妇，被一个不堪的男人，一段不堪的婚姻磨折掉的，何止是青春而已，同时被摧毁的，还有对未来的信心。
实事求是的说，在那样一个时代，是很难要求一个平民女子勇敢地站起来，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诗集传》云此段“兴也”，其实更准确的说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我并不觉得《氓》完全是首弃妇诗。“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在二三其德的男子面前，“士贰其行”后，这个妇人不是忍气吞声，不是低眉顺眼，也不只是哀伤痛悔，却说“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是你变了心，咱们的关系就此断了吧。她决然而去，是怎样的刚烈和坚强。
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重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起码一时三刻绝对做不到。令人欣慰的是，她能够这样认识，已比《诗经》中其他的弃妇强太多。
《氓》这样一首真挚的诗，自汉代以来，却为学者所不耻，那些经学儒生不在意女子所受的苦，却多以道德规范来观测此诗，认为是“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并进一步引申说：“士君子立身一败，而万事瓦裂者，何以异此？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