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一样。要不然，人世情意何须分出亲情、爱情和友情呢？
她遇到她也是圆满。炎樱对爱玲，比起爱玲对炎樱更是重要。炎樱娇小圆润，是很讨喜的女孩。她人缘好，性格开朗，没有爱玲照样能活得很快乐。但爱玲如果不遇上炎樱，那就真是太孤独了。知己好友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炎樱对于爱玲就是如此。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闲闲一笔，读来恰可为爱玲的心境做注解。“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c黄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糙糙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