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慡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ròu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糙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