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高大与彼时民国流行的丰满圆润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后来胡兰成爱上别人或许也是审美的疲劳——他觉得她不够漂亮，时日一久难免生嫌弃。这样的身段样貌，要是搁在现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气质又独特，羡慕死炎樱这个胖丫头，让她不敢在爱玲照相时和摄影师嘀咕“她怎么这样瘦”的话了。
我素来喜欢爱玲仰视的照片，甚至是一见倾心，仿佛我印象中的这个女子就是如此。我不过是直觉，远不及李碧华点得透：“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李碧华简直是个文妖，看人亦是这般精道！爱玲可不是不经意间流露自己的心绪么？
她是宦门千金，却素来少与人说起自己的显赫家世，晚年写《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想追根溯源吧。
《对照记》的照片和文字很大篇幅都是祖辈们的，甚至“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她说：“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晚年对家世和友人的回忆给了她最大的满足。
我也喜欢《对照记》中她错错落落的注解。她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那个时代，一个她曾为主角的世界。在异国他乡，用老照片里的往事来取暖，确实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这样的回忆不全是流畅的，也是晦涩和阻隔。在《对照记》里，我们看不到两个男人的身影，胡兰成和赖雅，两个与她一身缠夹不清的男人。人生毕竟还是有一页滞在那里，不能翻过。任是张爱玲，心底究竟依然是弱的。
这样的回忆也不全是温馨的，也是孤苦和寂寥的。独居在美国的爱玲，一九九三年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如何能坦然面对大洋彼岸曾经有过的显赫与颓败，一生的爱恨纠缠，情缘跌拓，生命的甜蜜与悲凉。
我手写我心，一点一滴将人生尽归明镜尘埃。只可惜，少了李白的一壶清酒、几点月光，显得清冷寥落，不甚唏嘘。然而，这并非她的错。
她究竟是勇者，夜阑对照的寂寞的勇者。
风住尘香花已尽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爱玲在纽约一个普通的公寓逝世。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很多天。
她安静地躺在一张行军c黄上，身体下垫着一c黄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遗容安详，出奇的瘦。屋里用来保暖用的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放在地上。此外，还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
我可以想像爱玲死去，却无法承认她会老。虽然，《对照记》中我见过她出国后的照片，但我对她容貌的想像却永远停留在四十年代上海那个衣着绚丽、正大仙容的女子。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她的死依然是惊艳的，她着光鲜亮丽的旗袍，静静躺在那里，干净而整洁，是她二三十岁时的样子。
我努力想像着她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么，却始终都无法找准那个入口。我的脑海里如电影结束后银幕上那一片亮闪闪的空白。
报道上说她遗容安详，那么她是在睡梦中死去么？于她而言，干干净净且安安静静地死去，是最好的结局。爱玲未必认可庄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超然论调，但是至少她是从容的。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人生不过是一场寂寞的旅行。
其实，死亡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它只是生命的一个必然手续罢了。早在一九九二年，她就拟订了自己的“最终遗嘱”。遗嘱中写道：一、一旦辞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陆地，应撒在荒野处。
对于爱玲，死并不是最大的意义，但是她骨子里的清洁自许让她不允许自己死得丑陋而慌乱。对她来说，死也要死得从容不迫，不失大雅之风。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三毛——一个喜欢爱玲到骨子里的女子。她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一生都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和自己彻底的绝望争斗。她写《撒哈拉的故事》、《闹学记》和《我的宝贝》，文字里透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然而，到底她灵魂的底子还是那个写《雨季不再来》的黯然女孩，绝望彷徨，找不到力量。她最终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选择了在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的死亡方式。她的死，让我觉得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