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方面来讲，艾米不喜欢写重大题材或者重大事件。 《 战争与和平 >> 那样的题材，她是肯定不会动那个心思去写的，她看 《 战争与和平 》 的时候都把战争与和平跳过了，只看爱情部分，因为她那时还很小，对爱情还有点兴趣，如果是现在，可能连爱情部分都跳过去了。她也不会一本书把一个村庄的人的故事全写进去，或者把一个家族的故事全写进去。
有人把写重大题材或者众多人物称为“厚重”，认为艾米这样的单线叙述个人小题材是“单薄”。但贪多嚼不烂，贪大也嚼不烂。重大事件很难写全面写完整，经历过的人尚且不可能全面了解一个重大事件，没经历过的人就更是道听途说了。同一个事件，处在中心的人和处在外围的人看到的肯定不同，处于上层的人和处于底层的人看到的也肯定不同，要想写出真实完整的历史风貌，恐怕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 至死不渝 >> 这个故事涉及到学潮，但艾米不是专门来写学潮的，学潮只是故事发展的一个环节，就像 《 山楂树之恋 》 里的文革一样，艾米并不是为揭露文革的黑暗才去写那个故事的，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那个年代，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但写文革不是主要目的，也不是佐料，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已。
有位名作家说过，历史是他用来挂他的故事的一个钩子，意思是说他不是专门来写历史的，而是为他的故事设定一个场景。艾米写到了学潮，但连钩子都算不上，因为整个故事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学潮期间。写学潮，只是因为故事的发展跟学潮相关，如果没有学潮，卓越就不会倒霉，石燕也就不会办他出国，故事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阿贝说“至死不渝”是继“山楂树之恋”后艾米又一部可以进入文学史的作品，我想为她的话加个前提：如果中国的文学史由阿贝来编撰的话，或者由艾园的任何知傻来编撰的话： ）
但如果是由国内文坛的那帮人来编撰，那就很难，因为那帮人一向是偏爱那些描写人性丑恶一面的作品的。他们把人性丑恶等同于“深刻”，把人性美好等同于“浅薄”，所以写知识分子一定要颓废、迷茫、空虚、无聊，写夫妻生活一定要勾心斗角、斤斤计较，写爱情一定要疯狂乱性、朝秦暮楚，写婆媳关系一定要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仿佛不如此就不深刻，就不文学，就是浅薄，就是庸俗。
实际上这反映出他们总是比世界文学史慢几个节奏，还停留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早已过去了的年代。是的，世界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或几个年代，出类拔萃的作品都是揭露人性的丑恶的，那时谁能传神地刻划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谁的作品就有可能被写进文学史，
但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人性丑恶的一面早已被人刻划过了。艾友友说过，在一个虚伪成性伪善成风的年代揭露人性丑恶的一面，可以算是深刻，因为你看到了表层下面的东西，但到了一个丑恶盛行满目疮痍的年代还在揭露人性的丑恶，就算不上深刻了，任何一个长了眼睛也会写字的人，都能写出描绘人性丑恶的书来。
所以艾米写东西从来不追求“深刻”，她看世界也早就不再追求“看透”，愤世嫉俗是“愤青”的专利，她已经活到了“天凉好个秋”的境界，可以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到美好的一面。她不喜欢写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尤其是那种毫无希望的丑恶，一对夫妻恩断义绝，吵吵闹闹，勾心斗角，斤斤计较，你出墙，我外遇，这种故事写了干什么呢？生活中难道还少吗？就像有位读者在新浪博克里写的那样：在生活中已经看过了太多的丑恶，如果回到家还要拿起一本书，继续阅读生活的丑恶，那你还叫我活不活？
但艾米也不想闭着眼睛，编造出几个美好的故事来写。她自己瞧不起那样的故事，她也不想拿那样的故事哄她的知傻。所以她写的故事，是那些经历过生活的酸甜苦辣，达到了“天凉好个秋”的境界的人的故事，他们相信爱情，不是因为他们天真轻信，而是因为他们对爱情有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定义。他们善良，不是因为他们单纯无知，而是因为他们明智，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人，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他们那样爱，那样活，是因为他们喜欢那样爱，那样活，不那样爱那样活就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