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忍不住笑起来：“哪有那么多爱因斯坦？还不知爱因斯坦跟他老婆离没离呢。”
“我不举这么个极端例子，怎么能把道理说清，把你这种人说服呢？”海燕笑着说，“你应该去学统计，学两天后，你就从听什么，信什么，变成听什么，不信什么了。像你上次说西边沃尔玛的葡萄比东边沃尔玛的葡萄甜，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跑到两边的沃尔玛去，大面积抽样，再做统计分析，因为你每次只去一个沃尔玛，连比较都没做，你比的是上星期的东边与这星期的西边，怎么能得出那个结论呢？”
杨红说：“其实我什么统计数据都没有看到过，连报道离婚的文章也没看，不知为什么，就一直认为离婚肯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一想到离婚，就仿佛看到我的儿子低着头，蹲在地上，而一大群小孩正围着他吐口水，笑他，骂他是没爹的孩子。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景。”
海燕笑着说：“这可能是从书里或者电视电影里看来的。不是学统计的人，不会一天到晚问别人要统计数据，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作品往往比统计数据更能影响他们。人们看到一堆统计数据，就觉得枯燥，看过也可能很快就忘了，但一个生动感人的场景，却能使人铭心刻骨。
有人说统计学家是最大的骗子，因为统计学家拿出来的数据使人更容易相信而不去问他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电影也可以是最大的骗子，因为他们刻画出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可以使人忘了问这些人物的真实性和代表性。这并不是说统计学家和作者有意骗人，而是我们这些读者习惯于不问青红皂白就相信别人的话。
所以不论对什么观点，都应该问一问是谁说的，为什么说，有没有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当然这是说对一些重大问题，小事情就不必费这么大的心了。比如别人说小孩吃了味精不长个，我做菜就不放了，这种事情，我就懒得费心去查它统计数据了，因为味精就算没坏处，也没什么好处，咱们这种烹调水平，还需要味精？”
现在想到离婚，杨红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怕周宁会跟她争着要孩子。她在妈妈小组听到好几个妈妈讲她们的丈夫如何跟她们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有的丈夫甚至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孩子就要把孩子拐跑或者弄死。杨红不知道周宁会不会这样，她知道他并不太在乎孩子，连是不是他的孩子他都没数。但那些争夺抚养权的丈夫也不一定是在乎孩子，有的只是想拖住妻子。杨红现在很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妈妈为了孩子，只好跟丈夫守在一起。杨红想，如果周宁要跟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那就只能请法院来判了。但她也听说即使法院判给了她，如果周宁把孩子偷偷带走了，法院也不能派人帮你去找孩子，最多发发传票，孩子还得你自己去找回来。杨红想等周宁到美国来了再办离婚，因为周宁在中国有他的兄弟朋友麻将哥们什么的帮忙，到了这里，他就没那些势力了。
杨红给周宁发了个长长的电邮，提出离婚的事。周宁看到后立即打来了一个电话，问这一切是不是因为那个“故乡的云”骚扰引起的，如果是，那你就误会了，我跟她早已断了，而且没有回到一起的可能。“故乡的云”不问青红皂白地离婚，我不会对此负什么责任。
杨红静静地说：“不是，这事跟她不相关，是我自己想通了。”
周宁又问了一大串“是不是”，杨红回答着，感觉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到周宁正在重复四年前自己在人工湖边做过的事，就是要弄个水落石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周宁猜了很多原因，连杨红是不是在跟室友搞同性恋都想到了，唯独不肯接受杨红给的理由，那就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不同，合不来，还是分开的好。
“哪里会有这种事呢？”周宁有点生气又有点不解地问，“在一起过了快十五年了，难道你先不知道我们两人这些方面是不同的？”
“我知道，但是我以为那不影响婚姻，而且我很怕离婚，怕别人笑话，怕影响孩子，怕很多很多东西。”
周宁听了，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越说我越不懂了，现在别人不一样会笑话吗？不一样会影响孩子吗？”
杨红把网上看到的几篇有关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的文章综述给周宁听，说离婚家庭的孩子比那些夫妻感情破裂却又打打闹闹地守在一起的家庭的孩子，成长得更好，这是有统计数据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做过调查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周宁似乎被说服了，可能他一听说“统计数据”、“美国社会科学家”这些权威的词就被镇住了。杨红有点悲哀地想，他现在就跟自己以前一样，听到几个大词，就盲目相信，不去问问是谁的统计数据？数据怎么样得出来的？也不问问“哪个美国科学家”或者美国科学家的研究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当然她现在不想跟周宁搞统计启蒙，她只想平安无事地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