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见周宁匆匆说：“又来了，又来了，我又不是小孩，这些我都知道。”说罢，又有几分伤感地说，“你已经下了决心不要我了，还管我这些干什么呢？你自己好好休息吧，没事别翻来倒去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一搞就搞复杂了。”说完就挂了电话。
杨红挂上电话，心想其实应该想到周宁对这件事的反应会是这样的，那就不会多这一事了。周宁就是这样的人，他讲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cha刀，如果朋友叫他帮忙打架，他肯定是万死不辞的。但如果老婆叫他做家务，那他就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恨不得cha翅飞走，飞不走就磨洋工。可能在大风大浪面前，他的表现是算得上讲江湖义气的。但大风大浪之后的平淡日子里，江湖好汉周宁就难以忍受了。其实他这种作风倒也符合江湖上的那套，哪个江湖英雄会喜欢做家务陪老婆？还不都到江湖上切磋武功去了？
人们常说：疾风知劲糙，烈火识真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要经得起这四句话的检验是很不容易的。一些人在前两种情况下会临阵脱逃，另一些人在后两种情况下会逐渐褪色，有一些人既经不起前两句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两句的检验。一个人经不起检验，就会被认为人品有问题，就是小人，就会被社会唾骂。
也许在责备被检验的人经不起检验之前，应该问一问，这个检验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他应该经受的检验？为什么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风中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劲糙？或者把一块铁扔到烈火里去检验然后骂它不是真金？它们本来就不是劲糙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只有劲糙和真金才有价值的。
杨红想，如果周宁不爱我，我也不爱周宁，为什么社会、舆论、朋友要强求他仅仅因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爱，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对的；彼此不相爱，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这跟社会跟舆论有什么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如果爱情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纽带，大家结婚是因为爱，相守是因为爱，不爱就别结婚，不爱就别相守，那这个世界会少很多怨偶。
大风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命运的打击使他们的爱更坚定更美好。这不关社会什么事，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要是在中国，就是社会的事了，可能又要树成一个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当这种典型的，就像当年陈大龄害怕披红戴花地跟讲师团出发一样，这完全是社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们的真情实感拿出来搞笑。
至于我和周宁，大限来之前就决定各自飞了，为什么大限一来，却要他守着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幸福呢？他守着，是迫于舆论，那他守得不开心；我被他守着，天天听他牢骚满腹，看他脸色，我也不开心。究竟谁开心？只有社会开心，连舆论都懒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舆论才跳出来指责你。
杨红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篇论文，说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福利越差，它越强调家庭婚姻的稳固性和责任义务，它实际上是把很多社会的责任下放到家庭头上去了，因为它不想让每一个家庭把自己的成员扔到社会上去，由社会来管，因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风了，你自己把这事搞定，社会不会来帮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务，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会就要出来骂你了，说你不孝顺，不仁义，不讲亲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闻，从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罢休。这基本上是几千年的传统，所以大家觉得天经地义，谁遇上了，谁自认倒霉。所以天天大讲家庭的重要性，等你们自己消化矛盾，莫来找我社会的麻烦。
但杨红听海燕讲过，说她妈妈移民加拿大后，曾经中风过一回，不仅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连伙食也是免费的，从医院回来后，搞社会福利的还专门派义工上门来为她妈妈洗澡翻身喂饭，派理疗师上门来作理疗，派护士上门来护理，照顾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里照顾母亲而不能上班。这既能让那些病人家属安心上班，又增加就业量，还培养出一些有爱心的义工。
杨红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c黄上很久，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动辄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无论怎样照顾她，她都是不满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后是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她没有公费医疗，都是自费，又从经济上把一家人拖得焦头烂额，但谁也没办法从这个苦难中解脱出来。不要说那时没有安乐死，就是有，谁又忍心谁又敢提出让她安乐死？当社会福利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希望自己不遇到这种灾难，不然怎么样都是痛苦。但哪个家庭都有老人，那个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谁都可能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