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当然不用父母出面来用难题考察求婚者了，但在很多文化里，女性仍然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翻炒“难题求婚”的故事。结婚要定金的自不待言，女性要求自己未来的丈夫有钱、有权、有势、有貌、有这、有那，都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一个“难题求婚”的主题。
存在于杨红无意识中的“难题求婚”情结就外化为“渴求被追”的心理。那时杨红对被追求的渴望，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把追求与爱划了等号。她在心里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不顾面子、不怕被拒绝地追我的话，那他肯定是爱我爱疯了，那么，不管他是老是小，是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英俊还是丑陋，我都会爱他一辈子。
旁观者看到这里，就会想，大概这个周宁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者，所以得到了杨红的爱。但事实是：周宁虽然与杨红同班三年，求爱仍然是走的请介绍人撮合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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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前三年，杨红就一直在那里“学业太忙”“年龄太小”地拒绝被人撮合，也充满希望地等候被人追求。没人追求也不要紧，还年轻嘛，来日方长。
到了大四的时候，杨红突然发现寝室里别的女生个个都有了男朋友，也不知她们是什么时候对上暗号、接上关系的，也不知道她们怕不怕学校发现了有麻烦，反正是每个人都有人帮着打饭、打水了，晚上去自修室也不来叫杨红了，周末逛街也不跟杨红去了，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只有杨红一个人还在唱独角戏，突然感到好孤独。
杨红最怕的就是去食堂打饭、打水。大四的女生，加上部分大三的女生，都把饭厅当作男澡堂一样，坚决避免，只让她们的男朋友代劳。饭厅里大多是一众男生，人手两碗，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朴素，一个花哨，一看就知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女朋友的。男生站在队伍里，你笑我“气管炎”，我笑你“惧内”，但个个神气活现，好像校级护花使者。手里只拿一个碗的男生都有点抬不起头来，更何况手里只拿一个碗的女生？杨红站在队伍里，显得势单力薄，快要被淹没了。连打饭的师傅都以诧异的眼光看她，好像要看清她到底是男是女。如果是男，为何只拿一个碗？如果是女，为何亲自打饭？
到了冬天，别人的男朋友提两大桶热水到女朋友的寝室，催促“快洗，快洗，免得凉了”，杨红还要亲自出马，去水房提水，提不动两个大桶，只好提两个热水瓶，一瓶今晚用，一瓶明早用。有一次不注意，滑翻在地，回来借机会哭了好半天。
二十二岁的杨红突然有了一种“大龄青年”的恐慌。在学校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男生占多数的系里，尚且没有人爱上自己，那以后到了单位上，就算那里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尚未婚配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也是寥寥无几，还有机会遇上一个爱自己的人吗？那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恐怕也是在学校无头苍蝇般地忙碌过但没找到对象的人了。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男生，因为一定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等着，而命运又那么宽宏大量，恰恰把他跟我分到一个单位，于是成就一段美好爱情？杨红觉得这个幻想太美好了，美好得只能是幻想了。
杨红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恋爱观，像自己这样相貌平平的女孩，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来爱上自己，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不做别人的女朋友，别人怎么知道自己的爱是忠贞不渝的？这份忠贞不渝是要用一生来证明的，这一生也只能证明给一个人看的。杨红这样想一会儿，就把自己想糊涂了，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除了在那里争得脸红脖子粗，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杨红想起北京的那个表姐说过，她也曾经是心高气傲的，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无奈心有天高的人，肯定命如纸薄，她等了多年，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果可能是错过了好年华，连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只好再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可以凑合的人结婚算了。撮合就撮合，见面就见面，相亲就相亲。相了无数，见了无数，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慢慢的，介绍人开始把离过婚的，带小孩的，手脚不灵便的，没有北京户口的都带到面前来了。想想介绍人撮合婚姻都是讲门当户对的，就由不得你自己不在心里一再把自己贬值。最后表姐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结了婚，再也没回过家乡。杨红听家乡人讲起表姐，都说她做了人家的“填房”、“续弦”，当了后妈，一过门就有人叫娘，连表姐的父母在当地都抬不起头来。镇上的人分析起来，个个都说是表姐书读多了。表姐就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被那些家长拿来教育家里那些好高骛远的女孩：读，读，再读读得跟静玲那样，看你还读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