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像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像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咯咯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讲了，自己不但没有产生坏印象，反而觉得他诚实，生出几分好感。
两个人扯了一会儿闲话，杨红就起身要走，不想给周宁一个恋恋不舍的印象。周宁也不挽留，只站起来，说：“我送你，我自行车都借好了。”说罢，就把自行车推过来，两腿叉在横杆上，说：“上来吧”。
杨红真是受宠若惊，自己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唯一用自行车带过她的男孩是她哥哥，而且也不是像坐出租车一样，司机等你上车了才起步，都是哥哥只顾骑他的，而杨红在后面跟着颠颠簸簸地跑出十几米，猛地一跳，才能跳上去。杨红见周宁已经把架势都端好了，又想到自己没骑车来，也不好拒绝，就有几分害羞，也有几分激动，战战兢兢地坐上去，也不敢碰周宁，只用手抓住车座椅下面的铁杆。
哪知周宁刚一启动，车就往右一倒，杨红仰面掉下车来，姿势肯定是不雅观的了。杨红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同周宁见面就搞得这么狼狈，又恼又羞，几乎要哭了。那边周宁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车一丢，上前来扶杨红，一边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没带过女生”，一边帮杨红拍背上的泥土，又一边抓过杨红的手，看有没有摔破。结果还真的破了一点皮，虽然杨红一再说不要紧，不要紧，但周宁坚持要送杨红去医务室，杨红也怕地上不干净，会得破伤风，只好跟周宁去医务室。周宁一路小心骑车，时不时地往后伸过手来，碰碰杨红。杨红问他干什么，周宁说：看看你在不在车上，怕又把你摔下去了。说得杨红竟然有些感动起来。
晚上躺在c黄上，杨红对经人介绍一节还有点耿耿于怀，心想，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再说，自己对周宁差不多都没什么印象，如果喜欢他，在一起同学三年应该早就喜欢上了。但回想起刚才见面的细节，背也被他拍了，手也被他抓了，医务室的人也看到他们俩在一块了，又莫名其妙地感到好像跟周宁已经走得很近了。于是又想起刚才见了面，周宁也没提喜欢她的事，也没说要不要继续接触，知道多半是不会有下文了，心里居然有一点落寞。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刚过八点，杨红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同寝室的姐妹都开始抱怨，“是谁呀？不是讲好星期天不准任何人的男朋友打早饭的吗？”
杨红赶紧起c黄去开门，她倒没想过会是周宁，她没叫周宁为她打饭，也没把碗给周宁。只不过是她的c黄离门近，一般别人不愿起来开门，都是她去开。她眼镜都没带，披头散发的，就把门拉开一个小fèng，赫然看见周宁站在那里，一手端碗稀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花卷，见开门的正是杨红，就说：“我帮你把早饭打来了，买了个花卷，不知你爱不爱吃，你不爱吃我去换个馒头。用的是我的碗，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