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儿，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真的不疼了，就笑着说：“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呀？”
陈大龄说：“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只把手浸在水缸里。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你坐呀，别站在那里。”
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陈大龄讲一段，杨红就追问：“还有呢？”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你就像个孩子，听一个故事，就催着讲下一个。”
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父亲拉提琴，母亲弹钢琴。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死在那里。陈大龄从cha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读完了就分在H大。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现在在英文系教书。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而陈大龄还是单身。
讲了一会儿，杨红问陈大龄：“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
陈大龄自嘲地说：“我拉了好多曲子呢，我以为个个都好听，原来只一个好听啊？”
杨红脸一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
陈大龄听着听着，突然把碗放下，说：“我拉几个，你告诉我是哪个。”说完就拿出提琴，调了弦，想了想，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
杨红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就说：“好像不是这个。”
陈大龄说：“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你看着我的脸，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
杨红想反驳一下，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的外貌，就依他说的，闭上眼。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杨红一听就觉得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不等他拉完，就睁开眼，说：“就是这首。”
陈大龄也不吃面了，只一个劲儿地问：“你听过这个曲子的？”
“那天听你拉过的。”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嘛。”
“你学过提琴？”
“没有。”
“那你父母是搞音乐的？”
“不是。怎么啦？”
陈大龄笑着说：“那你不得了，太有音乐天赋了，而且音乐语汇跟陈刚、何占豪可以一比了。”
杨红见他又是“天赋”，又是“语汇”的，有点搞糊涂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陈大龄说：“你不知道么？这个曲子是陈刚、何占豪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里面的《化蝶》一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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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龄解释说：“《化蝶》一段讲的是梁祝死后，化为蝴蝶，翩翩起舞，从此不分离。你心里想到的那些景色，基本上就是作曲人想要表现的意境。”然后叹口气说，“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了，一拉琴，很多精力都放在指法、弓法上去了，不能潜心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
杨红见他这么懊丧，就安慰他：“你不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怎么会拉得这么好呢？你拉不出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我又怎么能看到作曲家要表现的东西呢？”
陈大龄笑起来：“让我先把我们的姓名写在纸上，免得我们两个这么互相吹捧，飘飘然起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杨红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有时，同一首曲子，我在不同的时候听，可以想到不同的东西。”
陈大龄说：“那是因为你天性就跟那些优美的音乐相通，有些人，生来就是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内心就是一首诗，所以听到跟自己性情相通的音乐或者读到类似的诗词，就会引起共鸣。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凄美的音乐和诗歌打动？比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谈论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料得日后断肠时，定是年年一月八”，父亲说这个题目是套的苏轼的《江城子》里面的一句。
陈大龄看杨红愣在那里，就说：“音乐比诗歌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诗歌还有个识字的问题，而音乐没有。音乐的语汇是天生就懂的，虽然也可以学，但终究不像自己悟出来的自然。像你这样多愁善感的女孩，最容易被哀婉的音乐打动，因为你们心底，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遇到高兴的事，比一般人少一份欣喜，但是如果遇到伤心的事，就比一般人多十分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