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你都是这时候来提水……”
杨红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来，小声说：“别到这里来了，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五区那边没食堂，我不能过来吃饭么？你这么害怕，是不是周宁威胁你什么了？”
杨红低声说：“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么，那次没事都闹成那样，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那还不闹翻天？”
陈大龄爱怜地看了她一会儿，说：“你自己提，就不能装这么多了，让我给你倒掉一些，免得洒出来烫到脚。”他慢慢往外倒水，叹口气，“这种事情，光害怕是没有用的。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的。你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放心你还跟他待在一起……”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是怕他……”
“伤害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你不用为我担心的。”陈大龄又叹口气，“就是怕你这样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就舍了自己。周宁也算把你摸透了，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怕死，为了救群众，是会自我牺牲的。”
杨红撅起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陈大龄帮她提着桶，走到她楼下：“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害怕之中，谁威胁你，你就怕谁，那只能是助长他们的暴虐。你这点又不像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是敢于跟困难作斗争的……”
杨红看见楼下的小龚也提着桶走过来，赶紧从陈大龄手里接过桶，说：“我上去了，你保重。”说完，就匆匆忙忙上楼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为了挽回学生的心，每天花很多时间仔细备课、做实验。这样的忙乱也帮了她一个忙，胡思乱想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有一天，她听到校广播电台说九月十号教师节那天学校要为讲师团将士饯行，心里突然一紧，知道陈大龄马上就要下乡去了，好像陈大龄此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样，想都没想，就骑车到滨湖路上的一个电话服务点给陈大龄打电话。
拨通了电话，杨红又有点希望陈大龄不在家，也许那样更好，能跟他说什么呢？听到他的声音，自己所有的决心都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的是，她听到了电话线那端那个她想听又怕听到的声音：“喂？”杨红又呆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大龄轻声问：“是杨红吧？你怎么样？没事吧？”
这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杨红喉头发紧，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我挺好的，你呢？”就说不下去了。
陈大龄那边听出了她的哽咽，急切地问：“你没事吧？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周宁没把你怎么样吧？”陈大龄等了一会，听不见杨红的回答，又问，“杨红，你还在听吗？不要挂断，你这些天没消息，我一直都不放心……”
杨红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关切的话语，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泣起来。陈大龄听见了，焦急地说：“杨红，你在哪里？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滨湖路上？不要离开，就等在那里，我马上过来。”杨红听见这话，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马上挂了电话，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服务点，连钱都忘了付。
教师节前一天，系里给杨红一封学校的邀请信，让她代表系里参加学校为讲师团组织的饯行，说必须参加，在进门处要登记的，不能缺勤。别的老师告诉她，这是为明年选派讲师团做准备，被邀请的人都是明年应该去的人，像你这样没下过乡的，肯定要去。杨红本来是想躲避一切能碰见陈大龄的机会的，但系里说了，又觉得从道义上得到了一个借口，就理直气壮地去了。
地点是学校的工会大礼堂，杨红去的时候，发现在进门处真的有人叫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还发给她一张进餐券和一张舞会入场券。杨红进了礼堂，就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想看看陈大龄在哪里。
礼堂里有很多人，各个系都有代表上去表演。一直到陈大龄上台去演奏小提琴时，杨红才看见他。他拉的是《梁祝》里面《化蝶》那一段，杨红听着听着，就黯然想到，难怪有人愿意一起化了蝶，飞离人世。死了，就没有伦理道德责任义务这些约束了。可是自己好像连死的权利都没有，死了，周宁怎么办？父母怎么办？而且，拉着陈大龄一起去死，不是害了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