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呀，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作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所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筋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衣裤躺在c黄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镜，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时，差不多晕倒了。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现在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了。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点心慌气短，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儿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乱麻地敲定：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理所当然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像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如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像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