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卫国带着儿子回了家，下个星期一来，她就找机会问他：“你——跟她谈过了？”
“嗯。”
“谈什么了？”
“谈她到你们系里去大闹的事。”
“她怎么说？”
“她不承认。”
她目瞪口呆：“她连这种事——都可以不承认？难道她敢说——是我们系里在撒谎？”
“她没敢说你们系里撒谎，她说你撒谎。”
“那你怎么说？”
“我假装信了她的，但我也威胁了她一下。”
“你怎么威胁她？”
他不肯说究竟是怎么威胁的，但她猜到无非是打啊杀的之类。她问：“她——怕你威胁吗？”
“是人都会怕。”
她没想到他那么一个温和的人，也有威胁人的时候，而且肯定是很可怕的威胁，不然怎么“是人都会怕”呢？看来他也不是对谁都温和的。
她由此想到，很可能世界上根本没有对谁都温和的人，比如她自己吧，应该还算温和的，但她记得有一次楼里一个男孩子欺负小今，她也是愤怒地冲上去，把那个男孩子狠狠拉到一边，大声呵斥了一通。如果不是还有点法律意识，她肯定要踢那男孩子几脚，那种恨意真不是开玩笑的。
她生怕他真的干出打啊杀啊的事来，担心地说：“你只是——威胁一下吧？不会真的干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吧？”
“不会的，你放心。”
自那以后，郑东陵没再到她系里去闹了，但她总觉得郑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在想别的办法报复。
她最怕的就是郑东陵拿到什么证据，现在系里是不相信郑东陵，是因为没证据。如果郑东陵拿得出证据来，系里就会相信，说不定会解雇她。现在学校在搞所谓“聘任制”，一般情况下，只是走过场，不管水平高低，每个人都聘任了。但如果系里想整谁，也很简单，随便找个理由不聘就行了。
她记得系里有个年轻老师就是这么被赶走的，那个老师除了在G大教书，也在外面兼职做生意，学校没明文规定不能兼职，所以系里就算知道也没办法。但那个老师做的也有点过分，经常是上着上着课，BB机就响了，于是就把学生丢在教室里，自己跑出去找电话打。
后来就没看见那个老师了，听说是被“解聘”了。
但人家有能耐啊，人家被G大解聘，反而因祸得福，一心一意在外面搞公司去了，听说搞得很红火，自行车换成了摩托，BB机换成了“大哥大”，威风得不得了。
她想到自己，哪有那个能耐？又不会开公司，只能去学校教书，而自己拿着一纸解聘书，又只是一个硕士，到哪里去找书教？恐怕只能去喝东南西北风。
以前她一个人的时候，还真不怕这些，底气很足，哼，到了我都得喝东南西北风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要喝东南西北风了。但现在有了孩子，感觉就不同了，时刻在担心会落到喝东南西北风的地步，把一份稳定的工作看得比山还重，系里每次讲到“聘任”，她都要担一下心，怕把自己聘掉了，因为没工作就意味着孩子没房住，没饭吃。
到了这种时候，她发现自己心里竟然有了后悔的感觉，怎么可以为了个人感情就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不是拿着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吗？
她责骂自己说，大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孩子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难道你不跟卫国来往会死吗？
她想去对卫国说，我们不再来往了吧，免得弄出事来，丢了工作，连累孩子。但她一看到他，就舍不得这样说了，生怕一说他就同意了，就真的不跟她来往了。
她一想到两人从此不来往，就觉得心痛欲裂，于是在心里安慰自己：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可怕，郑东陵怎么可能拿到证据呢？没证据系里干嘛要相信呢？再说，就算被G大解聘了，不还可以到别处去吗？我就不信以我G大硕士的资格，在中国找不到个工作，大不了也去教中学。
估计卫国一定跟她一样的矛盾心理，有时一连几天不到她家来，但一旦来了，就像饿晕了的人看到饭菜一样，满眼都是火辣辣的渴望，捞住机会就对她说：“下了决心不来找你，但是——实在忍不住——我就是——来看看你——没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