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金博士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Ⅱ，你这边是CINⅢ，为什么会不一样？”
Z医生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Ⅱ、CINⅢ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非典型增生’或‘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Ⅲ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Z医生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Z医生水平如何，既然Z医生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之类的？”
Z医生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Z医生耸耸肩，未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地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Z医生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Z医生否定了。
Z医生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Z医生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Z医生说了，Z医生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Z医生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Z医生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Z医生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宫颈环切术和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宫颈锥切术。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Z医生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第二是非典型增生，那么做了宫颈锥切术，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