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的，J州那个单位我知道，很正宗的美国机构，名气很大，名声很好，对他们来说，机会均等就是真正的机会均等，不是喊着好听的一句口号，他们是从心里信奉这个，也从实际上维护这个的，只要他们认为你合格，他们就会录用你，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政党，哪个性别，哪个年龄段。”
“但我这不是性别民族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也一样，凡是这种个人不能控制的因素，他们都不会当成你的过错。除非你吸毒，是瘾君子，否则他们不会因为你的身体条件不录用你。”
她希望美国就像姐姐说的这么好，她希望J州那个单位就像姐姐说的这么好，这样才让人有盼头，有奋斗的目标，也有奋斗的动力。如果这是在中国，她肯定被人暗算了。或者可以说，如果这是在中国，她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面试的机会，奔四的女人了，谁要？
现在她最怕的就是自己得癌症的消息是从医院传出去的，虽然她想不出从医院怎么能传出去，但她不能不想到这种可能，这是让她不寒而栗的一种可能，因为这就意味着她的癌症不是谣言，而是事实。
但她不敢打电话到医院去问，怕听到自己最怕听到的消息，总觉得挨一天是一天，好像只要不从Z医生那里听到“癌症”两个字，她就不会是癌症一样。
姐姐还记着她病理报告的事，打电话来询问：“不是说个把星期就能知道病理分析结果的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是不是医生打过电话你没接到？”
“应该没有，因为这段时间丁丁放了假，我一直待在家里，手机也是随身带着，如果Z医生打过电话，我应该会接到。”
姐姐转而安慰她：“那就说明没事，如果有事，医生肯定会想方设法通知到你。”
她也愿意这么想，但也不能排除Z医生是在等术后一个月复诊时再告诉她。最后她实在受不了悬而未决的煎熬了，终于鼓起勇气往Z医生的诊室打了个电话。
照例只能打到前台，但她说了手术的事，前台就答应转到Z医生的诊室去。她等了一会，有个男人接了电话，自称是Z医生的助手，说Z医生现在不在，不能来接电话，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
她不知道助手是干啥的，尤其不知道一个男的干吗跑到妇科去当助手。但她急于知道自己的病情，就打听道：“我就是想问问我手术的病理报告出来没有。”
那人问了她的姓名生日之类，查了一下，汇报说：“良性的。”
她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但又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便问：“是不是非典型增生？”
那边不知道说了个什么，她没听清，再追问一次，那人就说：“你跟Z医生不是有个术后复诊吗？等你跟她见面时，她会详细告诉你的。”
她谢了那位助手，挂了电话。但她越想越觉得不安心，她跟Z医生的术后复诊定在手术一个月后，那就意味着她还得等几个星期才能见到Z医生，那不是活受煎熬吗？为什么这个助手不能在电话里告诉她具体结果呢？如果是非典型增生，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干吗要吞吞吐吐，让Z医生亲自告诉她？
现在她很后悔把那张获知信息授权取消掉了，不然可以让韩国人去调阅病理分析报告，那她就能及时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但她实在不好意思又去签一张获知信息授权，只好暗骂自己眼光短浅。
她想了想，还是决定给韩国人打个电话，咨询良性在她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韩国人没立即回答，却说想跟她谈谈，把她吓坏了，以为自己把英语里“良性”和“恶性”两个词记反了。
她慌忙回答说：“我在家，你过来吧。”
她猛然想到是不是韩国人知道她取消了那个授权声明，在生她的气，要上门来兴师问罪？
她还没想好怎么对韩国人解释为什么取消授权声明，韩国人已经来到门前了。
她去开了门，决定还是采取“诚实为上”的政策，老老实实把取消授权声明的事告诉韩国人，如果韩国人要骂她，那也是她自讨的。
她一边带头往客厅走，一边抱歉：“太对不起了，我那时以为是你把这事告诉温的，所以我就去医院取消了我签给你的那个获知信息授权。”
韩国人似乎刚听到这个新闻：“你取消了？”